鼎史

拼音：dǐng shǐ

鼎史dǐng shǐ

鼎在中华历史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其实鼎就是相当于一口大锅，但是这个大锅倒也不是普通的日常使用的锅，有的鼎有盖子。在夏商周时代，鼎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可见，鼎尽管是个大锅，由于它是专门用于祭祀或典礼的，是夏商周各级贵族的专用品;因此鼎自诞生起，便被赋于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作为礼器。

夏禹治水时，曾铸九鼎以代表华夏九州，成为一匡诸侯、统治华夏立国的标志，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鼎开始被推到代表国家重器的位置上了，九鼎，实际上是大禹之子夏启时铸造的。《春秋左传》载，九鼎铸造的情况是这样的：夏朝初年，划天下为九州，设州牧。夏启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鼎。派人先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精选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图饰刻楼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九鼎象征全国九州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

司母戊大方鼎,我国目前已出土最负盛名的四足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立耳，柱足，腹长方形，饰饕餮纹，腹内壁铸铭文“司母戊”三字。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一说为商王文丁为其母而作;另一说为商王且庚、且甲为其母而作。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就是司母戊大方鼎。

1939年的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当时时局混乱，盗墓风气盛行。某夜，村民们一次有组织的夜间盗掘古墓时，突然，村民的铁锹发出了“仓啷”的脆响，司母戊大方鼎从见天日了了。村民们忙了一夜，终因此鼎太大、太重而实在无法搬动，私掘者取来锯子，将大鼎的一只鼎耳锯下，然后又将大鼎重新掩埋。并相约谁也不准说出此事。后来，侵华的日本人闻知此事，欲以重金购之而不得。抗战胜利后，司母戊鼎重 新出土，可惜的是被锯下的鼎耳从此下落不明，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今天我们看到的司母戊大方鼎，有一只鼎耳是后来补铸上去的。

蒋介石六十大寿时，该鼎作为寿礼，运到南京，献给了蒋。1948年5月29日，司母戊鼎在南京首次展出。蒋介石亲临现场参观，并在鼎前留影。稍后，国民党政府拟将此鼎运往台湾，但终因鼎身太重，不易搬动而放弃此念。建国后，原藏于南京博物馆，一九五九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向全国征集藏品，经国务院决定将司母戊大方鼎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馆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除出土了司母戊方鼎以外， 河南安阳于1976年，在安阳殷墟还出土了“司母辛方鼎”，是两件，一件高80.05cm，重117.5kg;另一件高80.1cm，重量差不多;器壁角和足饰扉棱。器身与足饰兽面和乳丁纹.和司母戊方鼎形式相同;就重量而言，是仅次于司母戊方鼎的商代大鼎，成鼎年代早于“司母戊鼎”，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有意思的是，“司母戊”和“司母辛”中的“司”字或译为“后”，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母后戊”和“母后辛”了，那都是商王为祭祀母亲而专门铸造的，“戊”和“辛”分别是两个王后的名字，大致商代还存在母系社会的遗韵吧。同时似乎也说明在那时候，鼎还具备大锅的用途。

河南安阳还出土了牛方鼎，鹿方鼎，牛方鼎颈为夔纹，腹饰牛首。鼎腹内铸一象形牛字;鹿方鼎腹纹饰为鹿首纹，面目清晰，角多枝斜耸，为殷墟青铜艺术的典范。以鹿纹装饰在铜器中少见。器内铭一字鹿，是铭文和主题装饰结合的少数实例之一。

为何商鼎大多在安阳一带出土呢?现经考证，商朝都城就建立在那里。商代鼎身饰饕餮纹甚多，为何?传说龙生九子，其第五子叫饕餮，好饮食，鼎本是食器，此其证也。后人言“饕餮”多指能吃、好吃、贪吃，擅吃之人。

商鼎和同时期的青铜器铭文简单，特点是常有“辛”，“戊”，“戌”，“丁”等十干字样，这些都是商代人的名字，比如商王就有名叫“太甲”，“庚丁”，“帝乙”的;那个荒淫无道的亡国之君商纣王名叫“殷受”。这说明在有商一朝，鼎等祭祀或典礼器物，带有浓厚的家族或部族背景。河南安阳出土的“戌嗣子鼎”铭文便记载，一个叫“戌”的人的嗣子〔接班人〕得到商王赏赐“贝二十朋”而制作了这件祭器。

商鼎造型大多为长方或者正方型，呈斗状，四足，一般都较厚重，表面图饰粗犷简洁。

周朝建立以后，铸鼎热胜过商朝，可称鼎盛时期。鼎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标明身份等级的功用被大大强化了，周制定了“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礼仪。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鼎的制造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周鼎造型逐渐由方斗状四足演变为园口鼓腹，三足，壁厚趋薄，图饰镌刻精美。

1979年陕西淳化县史家塬村出土，现藏于淳化县博物馆的“龙纹大鼎”高122cm口径83cm，腹深54cm，重226kg，此鼎形体庞大雄奇，造型魁伟端庄，纹饰典雅庄重，是迄今已知西周最大、最重、最精美的铜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西周“大克鼎”是周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现存周代最大的鼎之一，该鼎清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法门寺附近，鼎高93.1cm，重 201.5kg，园口鼓腹，三足;鼎身镌刻的铭文表明，该鼎原属于一个叫“克”的周大贵族，故名大克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另一件周“德鼎”，据史传原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心爱之物，传说吴王夫差被越王勾践战败追杀时，还死死地抱在怀里呢。现存年代最早的周鼎，当属清末出土于山东梁山的“太保鼎”，由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

周鼎大多在鼎身镌有铭文，这是周鼎的最大特点是。如“大克鼎”铭文叙述了克的先祖的功绩和接收周王策命，赏赐土地的内容，“师旅鼎”镌有“师旅仆众不从王征于方”抗命反战的记载。小孟鼎铭文则记载了周康王征西北鬼方大捷事迹。铭文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广泛，包括赏赐、征讨、诉讼、册命及颂扬祖先功绩等等，如昭王时期的《令鼎》，讲述的是令参加周王的藉田礼，担任王室车队先导，因功劳大而被赐于臣仆30家。厉王时期的《腾》讲述的则是牧牛宜与腾打官司，被施以鞭刑的事，金文中记载最多的还要数战争事件，几乎包括所有西周时期内外战争。

最有名最珍贵的当属现在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它的内壁铸有四百九十七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大意：周宣王即位初，亟思振兴朝纲，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铸鼎铭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时，其铭文是可凌驾于〔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其书法为大篆，奇逸飞动，气象雄浑，圆劲茂隽，结体端整。李瑞清题跋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有周一朝青铜器铭文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不可或缺的真实的珍贵资料，同时它还为中国文字演变研究开创了一门学科--“金文”又称“钏鼎文”研究。并且金文和甲骨文一起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基础。周代鼎和其他青铜器纹饰逐渐改变对商代传统的沿袭，出现写实性的窃曲纹和波纹，削弱了神话神秘色彩。礼制的宗教色彩有所弱化而礼仪权威化的倾向则在艺术表现上大大加强了。龙的形象雕铸较之商鼎精细，无疑是想把自己标榜成龙的后裔，即所谓"既见君子，为龙为光”。

秦本出自西鄙，大概在甘肃中部一带。西周末年那位为博得美人褒姒抚掌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好色风流君主周幽王，最后国破人亡。公元前770年，秦君起兵勤王辅佐东周平王登基，因功晋封伯爵并得到周平王赏赐的大片土地，不再是附庸始跻身诸侯之列。即秦襄公也。上世纪9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在甘肃中部礼县大堡子山发掘到秦公二墓，据考证可能是秦襄公和他的儿子秦文公之墓。在秦襄公墓中发掘出鼎的部件和残片，有铭文的约20余块，分属7个鼎体。已修复三鼎中的二号鼎，高37.5cm、口径38.5cm。外折沿，平唇，双立耳宽厚，微外撇，敛口，浅腹下垂，圆底近平，三粗蹄足，足端微内收，足上部有山字形三齿扉棱。口沿下饰一周含目窃曲纹，目作乳钉状突起，腹部饰三周鳞片相错的垂式重鳞纹，颈、腹部间隔两道凸弦纹，耳外廓饰扁、圆相间的重环纹，足上部以扉棱为鼻脊饰兽面纹。器腹内壁两行6字铭：“秦公作铸用鼎”，字为錾刻而成，字体略嫌草率。另外上海博物馆所藏购自香港的铭“秦公”的四鼎，据考证可能出自秦文公之墓，是被盗墓而流落到香港。这几件鼎是迄今所知时代最早、器主身份明确的秦鼎。那时的秦国立足未稳、百废待兴，其青铜铸造业尚处于向周人学习的阶段，工艺水平不高。

秦鼎之最，当属秦始皇陵百戏俑陪葬坑中部过洞内出土的秦代青铜大鼎，通高61cm、重212kg，是目前发现的最大、最重的一件秦鼎。现藏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上述秦鼎造型相近，用俗话讲都是大肚，短粗腿的矮胖子;也许这就是秦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