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转移

拼音：jì shù zhuǎn yí

技术转移出自英文的“TechnologyTransfer”，是指技术从一个地方以某种形式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它包括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也包括从技术生成部门(研究机构)向使用部门(企业和商业经营部门)的转移，也可以是使用部门之间的转移。

技术转移 - 特点

1、定向性

技术在空间上发展的不平衡，是技术转移及其定向性的内在根据。从技术效率与功能的角度，可以把技术内容定性为尖端技术、先进技术、中间技术、初级技术、原始技术等5种级差形态。任何特定技术都能从中“对号入座”。当然，这种座次是变动不居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大体呈依次后移的态势。正是技术效率与功能上的“级差”，造就了不同技术所特有的技术“势位”，也赋予它特有的运动“惯量”和特定的运动方向。只要技术形态之间存在着技术势位的“落差”，技术就会由高势位向低势位发生转移，表现为技术上先进的国家、地区、行业、企业向技术落后的国家、地区、行业、企业实行技术让渡，前者是技术的溢出者，后者足技术的吸纳者。同时，技术转移实践表明，在技术定向转移过程中，技术转移的“惯量”、成术和效应与技术之间势位的“落差”成正向变化，而转移的频率及成功率与技术势位的“落差”成反向变化。

2、功利性

人类社会的早期，技术转移多是一种无意识的活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技术转移越来越呈现出功利性的特征，直到今天，很难看到盲无目的的技术转移现象。究其技术转移的功利性，主要体现在经济目标上。无沦是技术的供给方，还是需求方，都瞅准技术转移所带来的市场机会和商业价值，这是不谋而合的，出于竞争目的而发生的技术转移，归根结底也是经济利益的需要至于为达到某种政治、军事、环境等“超经济”目标而发生的技术转移，只不过是国家整体利益借以实现的途径或形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在国家、部门、行业、企业之间所发生的技术转移已经完全排挤了无意识活动的空阃而与功利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3、重复性

与实物商品不同，技术商品的使用价值在流转过程中具有不完全让渡性。它作为知识性商品，尽管有时以实物商品形态而出现，但实物形态只是技术的载体或物质外壳;交易完成后，虽然它的使用价值已让渡给对方，但让渡者仍然保留了这一技术知识的使用价值，至于以图文、技能、方法等非实物形态存在的技术转移，实质上只是使用权的转移，不影响让渡者对这种技术的拥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商品的使用价值在转移过程中具有显著的非完全让渡性质。正因为如此，技术的供给方能够不断重复出卖技术，如果不加限制，技术的购买者也可以连续不断地将该技术转卖出去，直至所有人都掌握这种技术。这就是技术转移的重复性特征，也正是技术转移的重复性，加速了社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

4、市场化

一般来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转移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古代，技术转移主要是通过上级流动来实现，产业革命后，主要是通过向外进行强制性的生产资本投资来实现。而今天，技术转移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商业形式实现的。因此，技术转移越来越显现出自身独特的市场化特征，其具体表现是：(1)市场供求规律制约着技术转移的几率和成本;(2)技术交易价格主要取决于技术的研制费用、生命周期、转让成本、机会成本、体制环境以及转移所潜在的经济价值等;(3)技术转移发生的频率与该技术物化商品的市场“待遇”具有极强的相关性，技术的命运与产品的销路是休戚与共的;(4)市场竞争既刺激技术需求者吸纳技术的冲动而加速技术转移，同时又强化技术供给者对技术的有限垄断而延续技术转移的进程。

技术转移 - 基本模式

1、从技术内容的完整性上看，可以把技术转移区分为“移植型”和“嫁接型”两种模式

“移植型”技术转移，是指技术的全部内容。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多是通过这种模式实现其技术转移的。这种模式对技术吸纳主体原有技术系统依赖性极小，而成功率较高，是“追赶型”国家或地区实现技术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捷径。但转移的支付成本较高。

“嫁接型”技术转移，是指技术的部分内容，如某一单元技术，或关键工艺设备等流动而实现的技术转移。它以技术需求方原有技术体系为母本，与外部先进技术嫁接融合，从而引起原有技术系统功能和效率的更新。显然，这种技术转移模式对技术受体原有技术水平的依赖性较强，要求匹配的条件较为苛刻。虽然技术转移的支付成本较低，但嫁接环节上发生风险的频率较大。一般为技术实力较为均衡的国家、地区、企业之间所采用。

2、从技术载体的差异性上，可以招技术转移区分为“实物型”、“智能型”和“人力型”技术转移3种模式

所谓“实物型”技术转移，是指由实物流转而引起的技术转移。从技术角度看，以生产手段和劳动产品形态出现的实物，都是特定技术的物化和对象化，都能从中反观到某种技术的存在。因此，当实物发生空间上的流动或转让时，某种技术就随之发生了转移，这是所谓“硬技术”转移的基本形式。

所谓“智能型”技术转移模式，是指由一定的专门的科学理论、技能、经验和方法等精神范畴的知识传播和流动所引发的技术转移。它不依赖实物的转移而进行。通常把这种技术转移称为“软技术”转移。市场上的专利技术、技术诀窍、工艺配方、信息情报等知识形态的商品交易，都是这种技术转移借以实现的基本形式。

“人力型”技术转移，是人类社会较为古老的一种技术转移模式，它是由人的流动而引起的技术转移。如随着人员的迁徙、调动、招聘、交流往来、异地培养等各种流动形式，皆可引发技术的转移。这是因为，技术无论呈现何种具体形态，都是以人为核心而存在，为人所理解、掌握和应用。所以人力资源的流动必然伴随着技术转移。“二战”期间，为躲避战乱及法西斯迫害，欧洲特别是德国大批科学家逃往美国，就曾使这些国家许多领先技术特别是核技术转移到美国开花结果。

3、从技术功能上看，又可把技术转移区分为工艺技术转移和产品技术转移两种基本模式

一般来说，在产业技术系统内部，并存着工艺技术形态和产品技术形态两大系统，而每种技术形态又包含若干相关性极强的单元技术，它们共同构成社会生产活动的技术基础。从具体生产过程看，工艺技术是产品技术形成的技术前提和物质手段，直接决定着产品的技术性能和生产能力。而从社会生产总过程看，产品技术往往又构成工艺技术的单元技术(广义上说，工艺技术的实体本身就是特定的产品)，它又影响着工艺技术的总体水平和效率。

事实上，任何产业技术就其功能而言，都不是万能的，而是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当技术侧重于影响生产流程，具有提高效率和扩张产量作用时，把这种技术的转移称为工艺技术转移;而当技术侧重于影响生产过程的结果，有助于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及功能拓展时，把这种技术的转移称为产品技术转移。一般来说，农业、采掘业领域的技术转移多属前者，而制造业、信息产业、建筑业等领域的技术转移多属后者。同时，工艺技术和产品技术在功能上又具有极强的相干性。因此，技术转移过程，又往往是通过工艺技术的转移来达到产品技术的升级，或通过产品技术的转移来实现工艺技术的改造。

技术转移 - 制约因素

一、技术本体

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自身转移过程的复杂性，迫使不得不回避这种复杂性而只能从技术本体的状态入手，来考察它对转移过程的制约关系。

(1)技术发育状态

不同发育状态的技术是技术内容成熟程度不同的的表征，它会给技术转移过程带来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技术的发育周期可划分为孕育期、产业化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处于孕育期的技术，其形态不定型，产业化问题没有解决，因此使用价值不确定。这意味着它的转移风险较大，但如果未来市场支持环境看好，也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由于引进这类技术虽然交易成本不高，但引进后投入较大，所以它要求技术受体必须具备较强的经济和技术实力。这是以高风险换取较大竞争实力的技术转移过程。处于产业化期的技术，其形态已定型并日趋完善，实用价值较高而风险较低，因此，社会需求看涨。同时它又具有较大的生产技术缺口，改进的空间较大，技术受体同样需要继续耗费较大的使用成本。成熟期的技术，产业化问题基本解决并相对完善，技术支持环境较好，市场需求旺盛。此类技术转移基本上不存在风险。但此类技术特别是其中的主导型技术往往为技米供体所垄断，而非主导型技术转移过程已显露出衰退期技术转移的踪迹。衰退期的技术，社会需求逐渐降低，技术即期风险全无，操作相对容易，即使技术实力和学习能力较低的产业主体，也能够胜任这种技术要求。但由于技术充分固化，技术转移主要以设备形式的转移来实现，因此，交易价值仍然较高。同时，由于技术会在一定范围内走向衰亡，因此，使用这类技术所获得的技术优势和竞争能力相对短暂，不利于技术受体技术实力的积累与发展。

(2)技术匹配状态

技术匹配状态是制约其发生转移的又一重要因素。它是指各种相干技术要素之间的依存关系，其中包括技术系统自身的匹配，与其它技术系统之间的匹配，以及与技术受体原有技术系统的匹配等三重依存关系。技术系统自身的匹配状态，是表现技术发展程度与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现实中绝元孤零零的“元技术”能够发挥作用，任何技术形态都是若干单元技术的有机聚集，所以现实技术似乎都是天然匹配好的，只是匹配的程度不同而已。显然，技术的实用价值大小与发生转移的难易程度直接取决于技术系统内部各单元技术之间的依存关系。同时，一种技术体系的确立，除了内部诸单元技术之间的相匹配之外，还必须与外部相关的支持性技术系统相匹配，倘若缺乏这种匹配，该技术至少在即期是没有前途的。如渗灌技术尽管市场前景广阔，但因防堵技术不匹配而无法推广。相反，蒸汽机技术改变交通运输面貌，是在机械加工、铁路、造船等技术系统匹配下才得以实现。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成熟的技术，当与技术受体原有技术系统不匹配、欠匹配或一时无法匹配时也很难达到转移的预期结果，甚至招致惨重失败。

(3)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是技术转移活动所面临的、由技术发展各种态势所构成的技术背景。它们都以不同方式在全局上制约着技术的横向转移。一般而言，某一时代科技发展的速度越快、水平越高，在原有技术体系之间“制造”出的技术势位落差越大，从而促使技术转移的频率就越高。同时，随着科技发展速度和水平的提高，新生技术资源会越来越富集，致使特定技术形态在效率梯度排列中的位置，不断由先进走向落后加速蜕变，生命周期日渐缩短，淘汰趋势迅速加快，从而为技术转移提供越来越大的选择余地和越来越多的市场机会。

二、技术供体

即技术的拥有者和转让方。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技术供体常常处于主宰地位，它对技术转移的作为或不作为，直接制约着技术转移能否实现及其实际成效。

技术供体的不作为直接限制着技术转移的发生，它往往是由于垄断战略的需要。因为，技术转移作为一种能力的转移，对技术的拥有者来说，其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转让，而是为了获得垄断技术所带来的商业价值。因此，当技术拥有者确信能够垄断特定技术时;或在有限范围内转移技术就可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时;或技术需求方是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时;或估计特定技术受体在引进技术后，会导致技术泄密，或不足以掌握该技术，以至给技术供给方声誉造成严重影响时;或当技术转移过程过分复杂而导致转让成本太高并由技术转让方负担时，他们是绝不会转移自己所拥有的技术的。

技术供体的作为，是技术转移得以实现并如何实现的首要前提，它往往出于交换战略的需要。对任何技术来说，拥有者的垄断都是有限的。技术的拥有者也会根据技术的发展状况，怀着不同目的而转移技术，从中换取各种“利益”。这种作为的条件是：

(1)当特定国家或地区市场容量较小，无法达到规模经营时，技术拥有者倾向于转移技术以分享当地的市场份额;

(2)当对外部市场不了解，或资本力量有限而无法直接投资时，有可能转让技术;

(3)技术创新周期较短，更新速度较快时，为避免技术实用价值无形损耗，尽快收回研制成本，技术拥有者倾向于转让技术;

(4)当特定国家或地区推行技术的国有化和本土化，或对外直接投资限制较多时，欲进入该国家或地区市场的技术拥有者倾向于转移技术;

总之，技术拥有者对技术转让的作为或不作为，都是受利益杠杆的驱使。作为，无疑是为了利益，而不作为，同样是为了利益。因此，技术能否转移最终取决于技术拥有者对这两种利益的权衡与取舍。

三、技术受体

即技术的吸纳者和引进方。一般而言，技术受体对外部技术吸纳能力的强弱直接制约着技术转移的渠道、方式和其所能达到的实效。技术吸纳能力，作为从事技术转移活动的本领，是以技术预测能力为起点，包括学习、理解、消化、吸收、模仿、改良、创新等多种能力在内并梯次演进的复杂能力形态。每一种能力都是在前种能力基础上发展而来并包前者于其中，成为衡量技术受体技术实力强弱的基本尺度并最终设定着技术转移所能获得的实际成效。

从实体与属性的关系上看，技术吸纳能力是技术受体内部各种基础性实体要素的技术表现力。技术吸纳能力对技术转移的制约作用，本质上是这些实体要素的集成作用。主要有以下实体要素。

(1)技术存量

从实物形态上看，技术存量包括人与物两种要素形态。一般情况下，二者是相互适应的，可以从人的素质与物的效能及其二者在量的规模、结构、变动比、老化率等对其进行客观描述和综合评价。技术存量是动态的，如果没有技术增量的介入，技术受体的技术存量会因人们的知识老化、设备性能相对落后、图书资料陈旧等原因而自行衰减。技术存量是技术引进中能够自主动用并借以投入的技术资源，从静态上规定着技术受体引进或承载外部先进技术的内容、规模和形式。从动态上看，技术存量的调整与更新会给技术转移拓展新的领域和渠道，提供新的市场机会和条件。

(2)组织形态

把技术受体内部各种结构性要素之间有机传导和制约机制称之为组织形态。其中产权组织形态的合理化能激发技术受体的创新动机，有助于发挥制度创新的多重功能，对技术转移过程施加积极影响。资产运营形态反映着生产要素的分布及其重组或替代关系，在动态上它能够引起资本结构、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的演变和调整，影响技术转移的“波及效应”和规避技术转移风险的能力。职能结构形态是决策、开发、生产、营销等主要部门的设置及其权力划分与制约关系。它的不断优化既可使参与技术活动的部门与个体的技术协作能力形成有效聚集，以实现技术转移的预期目标，又可通过提高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上的协调运作效率来降低技术转移成本。

(3)财力总量

财力总量是技术受体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通常以货币形态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资源的获取是非馈赠性的，因此，财力总量就成为影响技术受体吸纳外部先进技术的首要经济前提，直接制约着外部技术资源进入技术受体内部的流量大小及其实际作用发挥的成效。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的技术转移过程中，它直接关系到财力总量在支持技术转移中是否达到所期望的有效力度。显而易见，向技术进步倾斜的财力配置结构及其支持的有效规模和力度，是技术转移得以实现并顺利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保证。

(4)产业规模

即技术受体中生产要素和产品的集中程度和经营活动的集约化水平。通常用资产总量、职工人数、销售收入等一组指标来衡量。一般而言，随着技术受体产业规模的扩大，对技术转移的贡献是不断递增的。从理论上说，这种产业规模制约技术转移及其成效的作用一般来自3个方面。①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使规模较大的技术受体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有助于保持技术进步的持续性。②规模较大的技术受体，容易从专业化和分工效率中产生规模经济，从而拥有更多的技术存量和财力积累，以保证技术进步的有效投入。③规模较大的技术受体，由于经营结构多元化，便于分散和化解创新风险，并提高技术转移的极化效应和“乘数”作用。上述分析表明：技术转移对技术受体存在着一个最小有效规模的限制。低于这个规模，技术进步能力无疑是萎缩的，但规模超出一定限度，也会产生内部不经济，反而给技术转移带来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技术转移过程是技术本体、技术供体和技术受体这三维变量相互制约、协调互动的过程。在技术本体给定的条件下，能否实现技术转移，主要取决于技术供体的意愿，而技术转移的成效，主要取决于技术受体的经济实力和技术素质。

技术转移 - 案例探讨

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中国土壤上的技术领袖

当TCL正在为对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并购烦恼不已的时候，上海贝尔则对于与阿尔卡特的股权转让津津乐道。难怪他们自豪，股份转让三年半以来，合资公司不仅每年产生的70多项专利都属于中国所有，而且公司产生利润的50% 也属于国资委。仅2005年11月与澳大利亚Telstra23亿美元的订单一项，就为中国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税收入。通过合资既获得了技术又获得了效益，这在殷切期待用“市场换技术”却大多陷于尴尬处境的中国产业界来说，是殊为罕见，也是值得关注与借鉴的。

一、从“同场操戈”到“同舟共济”

1984年，上海贝尔作为中国通信业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宣告成立，股东架构为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占股份60%，比利时贝尔公司占32%，比利时王国合作发展基金会占8%。后来，比利时贝尔被阿尔卡特兼并，其32%的股份也随之转移，阿尔卡特也正式成为了上海贝尔的股东。只是，由于是中方控股、中方决策。在18年间，上海贝尔一直被看作是中国国有企业。

起初，上海贝尔引进的是S12程控交换机技术，这项固定通信网络的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在当时绝对是业内领先的，并在2001年时占有了中国固话交换机总容量的1/30。

但是，经历18年发展的整个电信市场，早已不再是固网“一网吃遍天”的时代。移动网络、专网……新技术日新月异，当中国土壤中崛起的电信新贵华为、中兴跃马扬鞭之时，仅凭一项利润率不断下滑的固网交换机技术，上海贝尔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尽管每年都在研发上投入数亿元资金，但研发成果所带来的效益远低于预期……

而合资案的另一主角——阿尔卡特，此时也正在经历由于行业变化而引起的阵痛。

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阿尔卡特，曾经一度大而无当，从电力、运输到造船、酿酒无所不做。但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此长的产品线很难保证各项业务都取得理想业绩。于是在新任董事长谢瑞克的推动下，阿尔卡特从1996年开始回归专业化道路，只在通信领域内进行业务的全面拓展，业务范围上至天上的卫星，下至海底的光缆，当然少不了地面上的各种网络。与诺基亚、爱立信等行业内的竞争对手相比，阿尔卡特在很多领域都居于领先地位，仍是世界第一大电信基础设施供应商。

二、中国才华与国际管理

新成立的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产品种类，得到了极大丰富，由传统的交换设备，扩展到移动、数据、终端、传输、接入等多个品种，涉及到了电信领域的各方各面。但是，这并不等于新公司就拥有了自己的研发能力。对于中国研发人员的能力，阿尔卡特的欧美同事颇多怀疑之声，认为他们能力不行、外语不行……国内也有观点认为：引入好的产品，通过好的网络销售出去，新公司就已经有了足够的威慑力。但如果没有研发，上海贝尔岂不又一次成为跨国企业的生产基地和加工厂。

负责企业发展战略与研发工作的徐智群，对自己团队的能力、才华和情商都有高度自信：“中国人的能力并不低，接受技术、掌握技术绝对没问题。所以美国硅谷对于IC有一个解释：India，China。”

而中国在研发上的成本优势更为明显。徐智群介绍：“把整个项目计算进去，人均研发成本相当于欧洲的1/4、美国的1/5～1/6。这是直接成本优势，还有很多间接成本优势：的人比较吃苦耐劳，老外到了休假时间天塌下来也要去休假，的人在市场紧急时可以通宵工作，春节不休假都是经常有的事。并不是强迫他们这样做，而是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更有灵活度和弹性。”这也是很多跨国公司逐步把研发转移到中国和印度的主要原因。

狄加曾先后担任阿尔卡特欧洲和南方区执行副总裁，他除了把阿尔卡特相关的流程，如：供应商流程、研发流程移植到上海以外，也注意根据中国人的特点进行一些“特色管理”。例如：在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厂房内的看板上，就有“大家应该有勇气指出错误”一类的口号，而这在欧洲是没有的。“在欧洲，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会马上将问题往上报。但发现在中国碰到这样的情况，无论同事的问题也好，自己的问题也好，一般来说都不会往上报，而是在同级之间隐瞒。想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问题出现了，而你不解决这个问题，问题可能变得更大。所以，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极力推动大家加强横向沟通，沟通好才能有效地解决。”狄加还表示：在横向沟通中更多强调从正面去引导，及早把问题解决。如果越拖越严重，而给用户带来严重的影响，甚至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隐瞒不报的人就应该承担相关的后果。

三、中国的，世界的

但是做研发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股改前的上海贝尔在研发上面的投入也不少，但是与市场需求的联系却并不紧密。股改后，袁欣一再强调技术研发“市场回报”的重要性。

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将研发方向确定为“两个驱动”——市场驱动和技术驱动。所谓市场驱动，是指做出来的产品要符合市场需求。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的主要客户是电信运营商，而现在国内主要运营商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他们在进行技术投入时更为谨慎，更多考虑股东的要求，关心的是所做的投入是否带来经济效益，而不能为新技术而新技术。徐智群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研发团队必须要投客户所好，要去了解客户以解决客户关心的问题，而不是自己认为客户关心的问题。

而技术驱动是指：以全新的技术来满足客户需求，在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现在随着用户基数扩大，低 端用户不断增加，人均电信消费不断下降，而怎样能在低端用户增加的情况下维持人均电信消费不下降，甚至还有上升，就需要拿出创新的东西。

与股改前上海贝尔只专注于中国市场的定位不同，新公司的研发是立足于中国和亚太市场，将中国市场的需求带到整个阿尔卡特体系中去，推动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徐智群表示：“在新技术的引用，最终用户在网络上享受新技术方面，中国的用户丝毫不亚于欧美用户，很多新技术，如：IPTV，不是落后于西方国家，而是跑在他们前面。”所以，在市场驱动上，在确定一个项目的时候，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的战略部门会对今后一段时间内市场上会发生的情况、用户担心的事情做出自己的判断，去影响或参与总部的决策把中国市场和亚太市场未来发展的需要变成产品的策略，与总部同事们一起确定下一步目标和策略，再转换成产品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