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二代

拼音：nóng èr dài

 农二代是指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户口在农村的一代人，目前年龄应在18——25岁之间，这一部分人口正当盛年，在这样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有着极大的悬殊，这一代人对城市的期望跟父辈们不一样，他们再也不安于守着几亩薄田、面朝黄土背朝天苦苦度日，他们赚钱后的目的不再是回家后盖房子，而是为了在城市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为着利益的最大化而奔波，寻找机会和出路。

 定义

“农二代”是八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户口在农村的一代人，他们与父辈不同，虽同样作为农民，却没有了土地。一部分是因为进城，另一部分是因为土地流转，随着农村土地实现规模流转以来，他们这一特殊的群体便不断壮大。

这一部分人口正当盛年，在这样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有着极大的悬殊，他们这一代人再也不安于守着几亩薄田、面朝黄土背朝天苦苦度日，他们为着利益的最大化而奔波，寻找机会和出路。“农一代”是以家乡为参照物，“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为参照物。新生代农民尽管对城市有着更强的认同感，对城市的融入程度却反而更低。

分类

第一类，“农二代”是学习成绩优异的莘莘学子，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脱离农村，由农二代变身为城市的一员，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大江南北。

第二类“农二代”是学习不那么优异的学生，虽经过高考，但学历层次较低，在就业难的形势下，毕业就往往失业，去向不明朗，也可能和农民工没两样，但唯一不屑的可能就是务农了。

第三类“农二代”是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进城打工，是正宗的农民工，是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大军，闲得无聊时可能会考虑务农。

第四类“农二代：是家境丰实的农民子弟，由于可以坐享其成，可能会打工，但多数还是从事父业或其他技术行业，90%不愿从事农业生产。

第五类“农二代”是家境较为贫穷的农民子弟，可能会打工兼顾种田，因为打工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但这部分农二代将很少。

问题现状

农民工这个词还存在，但农民工的孩子们已经快长大了，这些农二代逐渐长大后，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期待和他们的父辈可不一样，农二代赚钱后的目的不是回老家盖房子，而是为了能在城市里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城市的阶层化竞争必然形成对农二代的排斥，无论从文化上还是社会资源上，农二代看过天上飞的，自然不愿意在地上爬，于是城市的内在矛盾就会产生。

在推动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奇迹30年后，中国农民理性的扩张释放出的强大力量，面临着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的挑战。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认为，农民理性的扩张是中国经济发展包括率先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重要推动力，但这种理性也需要一种转型，而转型期显现出的一些农民理性的天生缺陷，也让包括新一代的农民后代无人再愿意种田，成为中国最需要担忧的问题之一。

“农二代”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是家里的独生子女，自小的生活条件就比上一代优越，因而长大后走出农村、走向城市的发展冲动很强烈，而轻视“泥腿子”的旧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这样看来，真正的种田人将会少之又少，推论下去，农村的土地抛荒现象将逐渐逐渐严重，另外，大量的“农二代”涌入城市，对城市的容纳量也构成巨大的挑战，将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诸如吃、住、就业、盗窃、暴力犯罪等)。

特征分析

“农二代”思想在改变

中国模式的农民理性在不同环境下会发生变化，最鲜明的就是，“农二代”即农民的后代的思想在改变。“比如说第一代进城务工农民，只要能挣到钱，他们什么苦都愿意吃，但是现在去招工，年轻一代的农民就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有很多条件，是会挑剔的，比如工厂在比较偏远的乡镇，可能就不会有兴趣去。”徐勇认为，和传统的中国农民相比，新的农民后代，勤劳和节俭的性格特征正在弱化，消费欲望迅速扩张，并且滋生出一种暴富的心理。

而由于土地不断减少，需要的农村劳动力也在不断减少，中国目前有9亿农民，而耕地上需要的劳动力只1亿，而现在的农民和以往的农民也不同，劳动时间在减少，土地在减少，因此，如果过多的劳动力堆积在土地上，社会必然矛盾重重。中国最需要担忧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以后的年轻一代中，没有农民，没人愿意种田。

未来出路

“农二代”由于不重视种田，因此以后，真正懂得科学种田技术的人将成为稀缺资源。因为现有的“农二代”的父辈们将逐渐老去，而很多“农二代”并不能成为理想的接班人。

与国外比较，可见其土地相对集中，往往以农场或农庄的形式而存在，而经营和生产主要在少数的农场主手中，国家对其给以大量的补贴，供给大型农机，极为重视其发展生产。现在国家虽说也向农民补贴，也允许土地流转，但当土地集中到部分种田能手的手中时，其成本已经很高了，那么种田能手的收益将变少，而由于自然灾害等影响收入的风险在加大，所以现在的政策并不利于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种田能手也缺少一种利益的冲动，这样进行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将变得不可能。

国家应有意识培育懂技术、懂管理的“农二代” “农三代”的种田能手或种粮大户，让他们劳有所得，给他们提供保障，让他们的收入与城市中等阶层的收入相当，激发他们的种粮积极性，不然若干年后恶性循环，就将危及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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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阿友(化名)的QQ签名一直是：“身上的皮肉之痛怎么比得过内心的痛”。

这是因为，在半个月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死亡。

地点在台州椒江区葭芷大转盘中心花园的草坪上。

阿友被抢救过来了，而陈建和星子却永远长眠。家人问阿友为何做傻事，他的回答很简单：“好累，活着没意思，不想活了。”

相约自杀

台州市椒江区葭芷大转盘的中心花园是附近居民常去的休闲场所。天气好的晚上，一般会有上百人在大转盘跳舞、遛狗、散步。

出事前，阿友、陈建和星子也喜欢坐在这里聊天，但一般都是在深夜。

5月4日下午，阿友在网吧碰到星子，对方说在网上看到陈建，想约定一起去自杀。“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三个人的勇气就大了。”

“先是陈建，后是星子，然后再是我。”阿友说，加入死亡约定他是自愿的。

当天下午5点22分，阿友从网吧出来时更新了QQ签名：“自杀式告终……”

上网出来，三人发现身上还有几十元钱没用完，认为钱不花掉死了就浪费了，就网吧外的小摊买了五瓶啤酒，一瓶二锅头。“陈建说喝了酒才能壮胆，白酒我没喝，他们喝了一点儿。”

他们开始约定跳楼，最好是“大楼，要死得轰轰烈烈”，还打算买一条麻绳把彼此的腿绑在一起，这样就不怕有人不敢跳了。

但当晚他们没找到上天台的楼梯，爬到4楼，上不了5楼，正打算放弃时，星子说自己家里有药，三人临时决定服药自杀。

晚上10点多，阿友三人来到大转盘。星子从家里带来了一袋可以致死的化学防腐剂——亚硝酸钠，带着酒气的三个人用从附近公厕接来的自来水有次序地服下毒，“没有一点犹豫”。

三个人静静地躺在草坪上等待死亡，此时草坪外的空地上，还有不少人在跳舞或遛弯儿，转盘外的行车道上车流滚滚。

不一会儿，毒性开始发作，痛苦开始在躯体内蔓延，意识还算清醒的阿友拨通了120急救电话。

急救车很快开到了大转盘。赶到现场的出诊医生发现陈建瞳孔已经放大，心跳停止，星子和阿友被送到医院急救，但最终活过来的只有阿友一个人。

“哥、星子，你们快回来，别留下我一个人在这世上，深夜谁陪我到大转盘谈心!”这是阿友被救活后更新的第一个QQ签名。阿友现在不愿回家，暂住在亲戚家，每天泡在网上，对任何人都很少说话，包括他的母亲。

在阿友看来，他的世界只有陈建和星子能懂，这缘于他们三人出身和经历的相似：跟随父母在台州生活、年少辍学、希望过上像城里人那样的生活但在现实中屡屡碰壁，缺乏来自家庭的支持和关怀。

父母忙于生计，没时间跟孩子沟通

台州地处沿海，加工贸易企业众多，当地有很多富人。一名出租车司机骄傲地对记者称：“在台州开宝马奔驰的人比开桑塔纳的都多。”

与之相对应的是更为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数据显示，近年台州市的流动人口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递增，2007年全市登记发证的流动人口总数近110万人，加上尚未登记的，实际流动人口总量超过150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1/4以上。

宝马奔驰和繁华的市区与阿友们无关，离他们租住地很近的一条名为葭芷街的地方才是他们的活动场所。出事之前，陈建、星子和阿友留着长发、贴着纹身，经常穿梭在这条街道上。

这条不足两公里的街道被低矮破旧的楼房包围着，街上到处是贩卖蔬菜、水果和海鲜的地摊，摊主们用带着浓重的四川、安徽、湖南、河南等地口音的普通话叫卖着。

一名在葭芷街上的理发店做了四年洗头工的安徽小伙儿称，在这条街附近居住和做营生的人超过八成都是外地的，“本地人没有人会来这个穷地方”。

夜幕降临，葭芷街就用低矮乱扯的电灯照亮，每隔几步，就有卖光碟，摊位上摆满了贴着色情封面的光盘，打扮时髦的外地年轻人开始三五成群地在洗发店、网吧、游戏厅和台球厅里享受他们的夜生活。

阿友的爸爸前几年一直没有工作，经常在外面打牌喝酒，最近才开始打零工，相当长的时间里全家仅靠妈妈踩缝纫机维持生活;陈建的爸爸在船厂是个小包工头，妈妈蹬三轮车;而星子的爸妈则在葭芷街上摆摊卖猪头肉。

迫于生活压力，三人的父母都在连轴转地挣钱，虽然生活在一起，但亲情比较淡漠，他们与孩子间的沟通都非常少。

与星子家相邻租住的一位邻居称：“他爸爸有时候会把他锁在屋里，一关就是好几天，但趁家里没人时，他的朋友就过来把门锁撬开将他放出来继续去玩。”

自杀时，星子手中的亚硝酸钠是从家里拿来的。当晚10点多，星子突然回家向母亲索要存放肉制品房间的钥匙，这并没有引起他父母的警惕。

阿友称，星子现在的父亲是继父，以前经常打骂星子。星子家的邻居也称，他们家对星子的死并不感到悲伤，直到现在，星子的骨灰盒还放出租房的角落里，“他们说什么时候回家了再把骨灰盒带回去”。

阿友的母亲罗某坦言，她和阿友的父亲都在外面打工，每天早出晚归，几乎没有时间跟孩子沟通，孩子有什么想法也从不告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