胚胎决定论

拼音：pēi tāi jué dìng lùn

胚胎决定论-概述

“胚胎决定论”(Fetal Origin)认为，待在母亲肚里的九个月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关键的环节，它永远影响着我们大脑以及其他器官的运作。在子宫内的居住环境，塑造了我们未来的食欲和新陈代谢、对疾病的抵抗性、我们的智力甚至是脾气。论证这种观点的文献在过去十年内出现了井喷似的增长，无论是癌症、心脏病、糖尿病，还是关节炎、骨质疏松甚至是老年痴呆，都有学者声称它与胚胎发育有关。

胚胎决定论-来源

英国一位名叫巴克(David Barker)的医生在地图上注意到了一种奇怪的联结：英格兰和威尔士最穷的地区，拥有着最高的心脏病发病率。心脏病通常被认为是久坐和营养过剩带来的富裕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呢?他决定搞个清楚。比较了1.5万人的出生体重后，他发现了出生时体重不足和中年后的心脏病之间的直接联系。巴克推测，当胚胎在母体中接受的营养不够时，它会首先将其用到最重要的器官—大脑上，而身体其他器官则被忽视了，比如说心脏—它的先天不足则在几十年后引起了心脏病。

当巴克把自己的发现展示给同事时，迎接他的却是一片嘲笑和不屑。“心脏病被公认为是由于遗传和生活习惯所引起的，怎么会跟娘胎扯上关系呢?当时大家都嘲笑我。”现年72岁，在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和俄勒冈卫生科学大学任教的巴克回忆。但他还是坚持了下去，继续收集了几千个心脏病和出生体重不足相关的案例，他的观点也被称为“巴克猜想”。

随着时间流逝，巴克的观点开始为人所接受。理查爱德华(Janet Rich-Edwards)，一位在波士顿布里格姆妇女医院的流行病学家，严谨地对巴克的观点进行了验证。她分析了一项名为《护士健康研究》的长期调查的资料，里面涉及12万名个案。理查爱德华发现，即使把护士们成人后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水平考虑进去，心脏病和低出生体重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牢固的。“从那时候起，相关的研究起码进行了二三十项，而这始终是一个颠簸不破的事实”。

胚胎决定论-应用

一，控制体重

如今的美国人正变得越来越胖，这种全民超重的趋势是到子宫内就开始被编写的吗?哈佛药学院的一些研究支持该观点：妇女在怀孕时胖得越多，孩子三岁时超重的几率就越高。另一个研究则指出，这种影响会一直持续到后代的少年时期。与孕期体重正常的母亲生的孩子比较，肥胖的怀孕母亲生出的孩子更容易超重。

当然，孩子会跟母亲分享一样的饮食习惯和基因，我们怎么知道他的超重应该怪罪于妊娠期呢?研究者也想到了这点。于是，他们找出超重母亲生的孩子，把他们与母亲减肥后生的弟弟妹妹作比较。后面生的孩子继承的是同样的基因，而根据观察记录，他们的吃喝习惯也跟前面的孩子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子宫内孕育时的环境。在2006年一期《儿科月刊》(Pediatrics)的研究报告中，母亲减肥后生的孩子，超重的几率比他们的哥哥姐姐要低52%。到了2009年，针对同一组观察对象的另一份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比起母亲减肥前生的孩子，后面胎儿的身体对于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处理程式都更为健康。”报告的作者之一卡尔(John Kral),纽约州立大学州南部医学中心医学教授说。尽管后面的胎儿仍可能携带超重基因，但他们在母体中的经历，使得身体的新陈代谢有了个健康的起点。“在超重问题上，子宫内环境可能比基因和后天的生活习惯更重要。”卡尔教授认为。因此，帮助妇女在孕前和孕中控制体重，可能是把超重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最好方法。

二，摆脱遗传病

胚胎决定论同样可能帮助某些家族摆脱遗传病。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比马印第安人(Pima Indian)，是世界上得Ⅱ型糖尿病几率最高的人，其他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的糖尿病率同样很高，这无疑跟某种基因成分有很大关系。但一项从1965年就开始追踪比马部落的研究指出了另一个病源：在怀孕期间，母亲的高血糖导致了胎儿新陈代谢系统发展的紊乱，这才让他有了糖尿病和超重的倾向。这也为医学控制打开了一条门路：“如果糖尿病人在怀孕时可以严格地控制好血糖值，我们就能成功降低她的孩子遗传糖尿病的几率。”研究者之一，科罗拉多大学的达贝莱亚(Dana Dabelea)教授说。

三，改变人的行为

对于这种孕期重要性的认识，还会改变人的行为。内华达雷诺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本尼谢(Daniel Benyshek)曾采访过亚利桑那州的原住民群落。他发现，许多认为糖尿病是不可抵挡的遗传病的人，在了解了胚胎决定论的说法后，生活方式更加积极了。“在怀孕期间的一点改变，就能让我的孩子很大程度地避免遗传病。这种想法让许多妇女积极地节食和锻炼起来。即使她们不能持之以恒，但至少坚持九个月就能有个结果，这还是非常值得做的”。

胚胎决定论-影响因素

空气的影响

让纽约贫民区的孩子有机会享受更好的生活，这是佩雷拉(Frederica Perera)一直在努力的目标。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儿童环境健康中心的负责人，她三十年前就对污染对胎儿的影响感兴趣。

当时佩雷拉正带领着一项关于成人癌症与环境污染的研究。“我需要一组观察对象，用来跟研究中的成人个案作对比。这组对象必须完全不受污染的侵蚀。”她随即灵光一现，新生婴儿不就是最理想的人选吗?然而，当拿到新生儿脐带血的分析结果时，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实验室的分析程序一定搞错了!“分析结果令我非常吃惊。这些本应是纯净无瑕的样本，已经有了被污染的痕迹”。

从那时候开始，佩雷拉和同事的目光开始投向了怀孕妇女所受的废气污染。在1998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500位居住在曼哈顿上城的孕妇佩戴上了一种同样的装置，在两天内只要外出就开启着它。每个装置中都有一个空气检测仪，在持续不断地测量多环芳烃(PAHs)—一种来自汽车尾气、香烟和工厂的污染源的数值。

检测仪显示，这些妇女100%都在怀孕期间接触了PAHs。她们的孩子出生后进行了脐带血化验，结果有40%的孩子的DNA由于多环芳烃而受到了轻微损伤，这种损伤以后将增加他们患癌症的几率。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受到高度PAHs污染的孩子，在三岁时认知发育迟缓的比率是其他孩子的两倍以上;在五岁时，这些孩子的IQ测试分数也比其他孩子低。

“我们以前总是担心老人和哮喘病患者，如今也该操心一下胎儿了，他们面对污染的抵抗力同样很脆弱。” 佩雷拉说。在过去的多年里，他们一直在追踪污染指数。后来，纽约的巴士改用了更清洁的技术，政府对于机动车的限制也更严格了。“结果是，孕妇血液中的污染指数下降了，从而胎儿面临的危害也减轻了不少”。

胚胎决定论-意义

胚胎决定论的提出，激起了科学界对人类质量的源头的革命性思考：人体到底是何时开始塑造和发育的?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去年开始着手一项长达几十年的项目，它将妊娠期放到了科学前沿，在研究对象还没出生前就已经开始收集数据。

这种学说同样引起了生物圈外的学者的注意。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便与人合作了一篇论文，论证胚胎决定论对于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性：“将子宫健康纳入预防范畴是非常有效的，这能大大改善公众健康，在后代出生前就控制住超重和心脏病等。”

胚胎决定论-展望

“我们的童年经历影响着我们的一生”—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在最初也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如今却成了被大多数人认可。目前，科学家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利用这种学说来预防疾病和养育更健康的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