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文化

拼音：qīng tóng wén huà

青铜文化qīng tóng wén huà

青铜文化说略

中国青铜文化分布之广、范围之大是举世罕见的，东到山东，西至甘肃、青海，南及两广，北至辽宁、内蒙古者口有青铜器出土。河南安阳、郑州，江西新干，四川三星堆，陕西汉中等地商代青铜器多见，陕西周原、沣镐，河南三门峡、洛阳等地西周青铜器集中。到春秋、战国时，山西的晋文化，山东的齐鲁文化，湖北、湖南的楚文化，江苏、浙江的吴越文化，陕西的秦文化，都有大量青铜器，异彩纷呈各具特色。这种辽阔的地域分布是举世无双的。

青铜器出土数量之大和历史之悠久，也是独一无二的，据史书记载自西汉神爵四年(前58年)以来，仅陕西各地出土各种青铜器即达万件之多，全国范围内，其数量就更为可观了。

青铜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而铅、锡的含量极少。青铜器的发明是人类进化史上一大奇迹，与红铜相比，具有许多优越性，它克服了红铜器具的固有弱点，在物理性能上起到了根本的变化。质地变得坚硬，耐磨性好，韧性高，并有持久的金属光泽。用青铜制造的刀，要比用红铜制成的刀锋利得多，青铜熔液的流动性能比红铜熔液好，利于灌入各种模子，不像红铜熔液那样稠黏，有利于铸造器型复杂、纹饰繁褥的器物。然而青铜器的铸造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一整套科学的冶铸技术，包括采矿、熔炼、制模、翻范、配料、抛光等。青铜铸造业的出现，在科技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青铜器可分成生产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三大类。生产工具有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两类。农业工具主要有耒(lei)、铲、锄、镰、鱼钩等，主要用于起土、除草、收割、修渠等，种类相当齐全。手工业生产工具主要有斧、斤、锛(ben)，凿等，使用广泛，几乎应用于建筑、车辆、船舶、牙雕、骨雕、木雕、髹漆，制革，纺织等各行各业。生产工具的发展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

青铜兵器常见的有戈、矛、戟、刀、弓、剑、钺(yue)、镞，甲胄等。这些兵器都是车战所必需的。车战是古代战争的主要形式，车是作战的基本单位，车上有车兵，车下有步卒，戈、矛、戟、弓、矢都是车战的主要兵器。戈，用于钩杀戳击，是杀伤力很强的武器，也是衡量当时军事技术发展提高的重要标尺。商代的戈分为直内戈、曲内戈和有銎戈三种形式，一般没有胡。西周多短胡戈，有一至三穿，以后胡加长穿就逐渐增多，有四穿的，使柄绑扎得更为牢固。商代的矛形体较大，以后逐渐向细长发展。戟是戈、矛的合体，更为先进，既能刺杀，又能钩砍，既具戈的钩击作用，又具矛的刺杀作用，是军事发展的产物。剑是短兵相接用的“匕首”，可手持和佩带，最早见于周初，到战国、秦汉普遍盛行。钺，既是兵器，又是刑具。商代青铜钺为武器中最大者之一。钺有二个穿孔，供扎结用，安长柄后手持砸击对方。钺上纹饰为若干夔纹组成的饕餮纹，很精美。商代中期已出现铁刃铜钺，据科学分析，此铁刃系陨铁锻制而成，说明商代就把陨铁用于制作兵器了。

至于青铜生活用具就更多了，到西周演变成体现当时社会等级的“礼器”。周公“击礼作乐”以后，规定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这种制度渗透到当时社会各个角落，人人都必须遵守，本来日用的青铜食器、水器、乐器等，此时又成了“礼器”，用于祭祀天地先祖。例如鼎、簋由本来的食器演变成了奴隶主权力的象征。

青铜礼器有炊器、水器、酒器和乐器等，器型有鼎、簋、鬲、簠(fu)、盨(xu)、敦(dui)、豆、匕、爵、角、觚(gu)、觥(gong)、尊、卣、盉(he)、勺、罍(lei)、壶、盘、匜(yi)、鉴、缶、盂等。许多青铜器都模仿各种动物进行造型，栩栩如生，生动有趣。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牛尊、它盘，周原博物馆的折觥，宝鸡青铜馆的三足鸟、象尊，国家博物馆的鹗(xiao)尊，以及流落在美国华盛顿斯密斯博物院弗利尔博物馆的觥，日本东京白鹤美术馆的鸟卣等等，都形象逼真。

青铜乐器有铙(nao)、钟、镈(bo)、铎、句耀(gou diao)、錞(chun)于、铃、鼓等。天子可用钟四组，诸侯三组，卿大夫两组，士一组。钟是由钲(zheng)发展而来的，有编钟、甬钟、钮钟、特钟之分，其大小依次递减，具有不同的音律。 青铜花纹多在器盖、颈、腹、圈足等部位，一般可分几何形、动物形和人事活动三大类。几何纹主要有弦纹、乳钉纹、云雷纹、重环纹、三角纹等。动物纹有饕餮(tao tie)纹、夔(kui)纹、龙纹、蟠虺(pan hui)纹、凤鸟纹、象纹、鱼纹、龟纹、蝉纹、蚕纹等。人物纹饰主要有宴乐纹、狩猎纹、武射和战争场面等。

随着时代的推移，青铜花纹的艺术风格也有演变。商代早期的铜器除素面外，已铸造饕餮纹、夔纹等。到商代中期(即从武丁到祖甲)饕餮纹、夔纹、鸟纹、龙纹、圆滑纹、联珠纹、乳钉纹等，成了流行纹饰。同时新出现了用云雷纹衬地的复杂花纹，其风格圆浑、凝重，富有神秘感。商代晚期的青铜纹饰更为繁褥细腻，饕餮纹变化多端，形状各异，往往配以浮雕的龙、虎、羊首、蛇首、牛首等动物形象，显得格外精美，富有想像力。从每幅图案花纹的总体看，似虎，似牛，又似兕(si)。从局部看，有的似龙，有的似鸟。这种整体中包含局部，各局部又谐和地统一于整体之中，动中有静，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另外，夔纹、蝉纹、蚕纹、涡纹、小鸟纹、瓦棱纹和乳钉纹等，一般都用云雷纹衬地，层次多，线条细，典雅富丽。

西周青铜器花纹分为三期。早期(从武王到昭王)饕餮纹仍占主要地位，但花纹种类增加厂。新出现了成条的长鸟纹和单个大鸟纹，在有的器物上全身施花纹，构图复杂，纹理细腻。中期(从穆王到夷王)新出现了窃曲纹、瓦纹、重环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等，早期常见的蝉纹、蚕纹、象纹绝迹，饕餮纹成了附饰，鸟纹的身子与尾巴逐渐分离。晚期(从厉王到幽王)，以环带纹、重环纹和瓦纹为主，配以弦纹、蟠龙纹、双头兽纹和窃曲纹等，花纹风格流畅、浑朴。到春秋战国，青铜器花纹的艺术风格又有所变化。

春秋早期花纹粗疏简陋，战国则精巧细腻、繁褥纤细。以往的宗教神秘色彩淡薄了，而具有动态的和灵巧的动物形象增多了，并新出现了宴乐、射箭、狩猎、战斗等图案。如四川博物馆藏的水陆攻战壶，陕西凤翔博物馆藏的宴乐狩猎纹壶等，画面丰满，人物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装饰在青铜器上各种各样的纹饰，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都有极高的价值。如周原博物馆珍藏的刖刑奴隶守门鼎。口下饰窃曲纹，四棱各铸一条顾首卷尾的爬龙，方座后面和两侧均有方格窗，座前有双扇门，可以启闭。门栓为一砍腿的刖刑奴隶。四座足外伸呈曲尺状，上铸钩喙怪兽。它是西周房屋建筑科技和当时刑法的再现，非常有价值。

青铜器具上铸刻的文字，称铭文或金文。这种文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史料价值、文字学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上。金文是研究商周历史文化的第—手资料，皆是真实事件的实录。郭沫若说：“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绝好资料，特别是那铭文所记录的是当时社会的史实。这儿没有经过后人的篡改，也还没有什么牵强附会的疏注的麻烦。我们可以短刀直入地便看定一个社会的真实相，而且还可藉以判明以前的旧史料一多半都是虚伪。我们让这些青铜器说出它们所创生的时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280页)郭沫若第一个利用金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对商周的生产方式、阶级关系、社会制度等问题作了科学的研究，取得了辉煌成果。他依据铭文所记的奴隶可以买卖、赏赐等事实，得出了商周是奴隶社会的结论。

西周时的金文急剧增多，内容更为丰富。武王灭商时的利簋，32字，记载武王伐商的年代;西周初期的大丰簋铸铭76字;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达122字，记载了成王营建东者口洛邑的事。恭王时期的曶(hu)鼎有铭410字，记载了五个奴隶相当于—匹马加一束丝，或等于百锊的价格;同时期的墙盘铭文284字，前段记载了文、武、成、康、昭、穆、恭等7位周天子的功绩，后段记载了徵氏家族七代世系经历。同时期的卫盉、朕匜等岐山董家出土的37件重器，其中30件有铭文。卫盉铭文132字，记载了交换土地、刑罚和诉讼。朕匜腹底和盖里有铭文157字，记载曶的下属牧牛违背誓言，被鞭打1000下。经过宽赦，改为500下，罚铜300锾(合汉代125斤)。这是我国最早的法律文书。字体优美，亦是书法杰作。宣王时期的多友鼎287字，记载了“宣王中兴”时期征伐严狁的详细情况。同时期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所记材料胜似一篇《尚书》。又如最近在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出土的27件青铜器，每件都有长篇铭文，总字数3000多字，是历年来出土西周窖藏青铜器铭文最多的一次。其中来盘铭文有372字，仅次于毛公鼎。宣王四十二年来鼎铭文280字，四十三年来鼎铭文310字，这些长篇铭文记载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孝王、厉王等12王的事迹，而盘铭中把孝王写作考王，厉王称为刺王，这当是在西周时期的真实称谓。同时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来鼎铭文，证实《史记·周本纪》宣王在位年数四十六年是正确的。

铭文的书体，在商代与殷墟甲骨文相似。西周，扣晚期，特别是孝王、夷王以后的铭文，字体变得长方，笔道均匀，结构和谐、精到，章法布局严谨规整。到春秋战国时期，则向多样化发展，并将铭文安排在器物的显著部位。文体多用韵文，惯用瘦长体，笔道纤细。在吴越还出现了鸟虫书，书写自由，可以随意增笔减画。秦国文字沿袭了西周的金文书体，经过改造，逐步发展为小篆。秦北私府椭量(方升)，上有秦始皇诏书40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该诏文系后补刻，已是标准的小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