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迁都论

拼音：zhōng guó qiān dū lùn

2006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沙尘暴来势凶猛，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不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网上发出酝酿已久的“迁都建议书”，并上书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

起源发展

迁都之说源于1980年，此后将近30年，每一次环境事件都会引发民间对于迁都的猜想。

2007年的11月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撰文称，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如果北京继续充当首都，

北京

不仅对整个国家发展构成了额外的负担，城市自身也走入了死胡同。”梅新育说。

2010年12月13日，上海学者沈晗耀表示：要解决北京集中爆发的城市病，迁都是最好的选择，并提出未来的新首都应选在湖南岳阳或河南信阳。有人将其表述称之为“迁都治堵”，认为不论将首都迁往何处，都会是再造一个“北京城”，对于治堵本身并非治本的良药。

12月15日，沈晗耀告诉《郑州晚报》记者，媒体“曲解”了他迁都的本意，他的设想是在中部与西部、南方和北方连接处的枢纽地区建设“新首都”，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拉力”，以此根本改变中国生产力分布失衡的状况。治疗北京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只是迁都后的一个“副作用”。

环境因素

洛阳

在北京“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卫星城、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格局，被重点提及，这让人对於“迁都”的猜想再次萌发。有建议者称，就算不“迁都”，将一些部委的办公地点搬到通州或者北京附近的燕郊也是一个选项。

北京媒体披露，早年间通州区预留的中央行政用地，目前还是一块空地。而在通州新城计划出台之时，通州区相关负责人也曾表示，考虑到中心城区行政功能可能向外扩展至新城，通州新城将专门预留用地，为中心城区企事业单位及机关外迁作好准备。关于迁都激发的争议，依旧在热议，以至已有“热心人士”劈头评论辩论新首都若何定名。

有人说，中国已有北京、南京、东京和西京，唯独没有“中京”，新首都能够定名“中京”。也有人说，能够采用一个能够影响世界、被世界公认的文化名人或思想做名，比如“孔子城”、“墨子城”……

文化迁都

今天的中国，有着发展文化的极佳机遇，同时面临着多种问题，尤其我国的全民文化创新活力长期不足,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强，影响了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推进。中共十七大报告专门提到“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并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认真彻底地去分析原因，大胆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说，中国文化的政策性资源分布不平衡，北京身兼数职，同时作为多种领域的全国中心包括全国文化中心的状况是造成全民文化创新活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试图借鉴中外先例，提出一个“文化迁都”的方案，即通过搬迁在京的主要文化单位与人口，另觅新址建设中国“文化首都”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上述文化症状。本文就此与大家商榷。

北京的文化资源过密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政策性资源不足本文所说的文化是“大文化”概念，是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并举的文化概念，在社会部类上应该包括狭义的文化部门与教育、新闻出版、科技、卫生、体育等相关部门所涉及的领域。

毫无疑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得天独厚”地坐拥了很多政策性文化资源。文化艺术方面，文化部直属单位基本上都在北京，如中国京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歌舞团)、中国交响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等，北京拥有图书馆26个，其中有中国最好的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各种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328个，最近还新增加了中国最好的演艺场所国家大剧院。1再就大学这一重要的教育资源来说，自建国来北京地区就一直在全国独占鳌头。1956年政务院首批确定了全国6所重点大学，北京地区有5所。1998年在全国确定的21所副部级高校，北京就有7所，占了三分之一。2008年，教育部网站显示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名单中,北京有23所,2其中既有带“中”字头的学校如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大都在北京，也有一些挂“北”字头，地位却等同于挂“中”字头的学校比如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才是北京地方的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学校。而地处西部教育强省——陕西和四川的教育部直属高校相加一共才9所(在陕5所，在川4所)。在科学研究方面，据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网站数据，2006年北京地区有两院院士699人，占全国两院院士的50.1%。与此相对，号称西部科技大省,院士拥有量为西部第一的四川才拥有两院院士55人，不到北京的1/13，甚至地处东部，两院院士位居全国前列的科技大省江苏，两院院士也才91名，和北京相差近8倍。3北京拥有中国最大最好的科技园区中关村，2006年的国家级计划在研项目中，基础研究计划北京地区有69项，占全国的48.3%，863计划北京有208项，占全国的23.2%，攻关计划北京有319项，占全国的28.1%。4北京的医疗机构也是在全国相当密集的，拥有医院519个，5　其中有全国最好的综合医院——协和医院，另外还有北大医院、天坛医院、积水潭医院、301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一大批享有盛名的医院。

以上并不全面的资料已经充分显示了各种政策性文化资源在北京的高度集中。这种过度的集中还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一方面，与管理单位距离太近造成了各文化资源单位政治依附性过强，文化资源单位的官本位太强，出现了各种“条子满天飞”，“关系到处织”和“跑部钱进”的问题，也造成了各文化资源单位依赖心理重，独立精神少的陋习。这在各文化艺术单位表现得特别突出，很多在京文艺单位俨然是行政机构，长于作行政性的资源聚集，没有真正独立化、市场化运行。诚然，在京部分文化资源单位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的国家意识形态功能大于社会文化功能，它们处于北京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样的状况在大文化领域普遍存在必然造成北京文化创新活力不足，文化产出不足。资源高度集中理应给国家带来文化的高产出和大繁荣，然而事实并不如此，在京的这些政策性文化资源单位的文化产出量与其资源占有量极不相称。北大、清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向这两所学校投入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却没有相应的产出,就拿历年教育部直属院校SCI论文统计排行来说。北大、清华这两所占用高教资源最多的学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发论文却并非处在顶尖位置。在1992——1997年的教育部直属院校SCI论文统计排行榜上连续六年位于榜首，SCI论文引用率自1993年——2002年连续八年居于榜首的，其实是占用国家资源少得多的南京大学。

另外一方面，很多京外文化单位又过于缺乏资源。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文化发展所需资源严重不足，而文化发展成本又比北京高昂。比如要召开学术会议,或者举办文化交流会和展览，由于举办地区大都集中在文化资源集中的北京,在京的人士要去参加会议或者参观展览,坐着公交车或者打的即可到达,而地处中西部的人士要过去还得提前很多时间坐飞机或者火车，定好宾馆,花几千上万块钱才能够参与交流或参观展览，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都很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加重了京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文化发展的负担，造成了这些地区的文化创新活力不足。

由此可见，这种政策性的资源高度密集，既造成了北京的文化创新不足，又造成了京外的文化创新不足，从而使得我国全民文化创新活力长期不足，文化造血能力不强。如此一来，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长就会受到很大阻碍。

北京身兼数职给自身城市建设带来的问题

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对北京的城市性质定为：“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中心城主要承担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金融管理中心、教育科研中心的职能，同时具有服务全国的会展、旅游、体育、医疗、商业等功能。”7这一规划虽然没有再将北京定义为全国经济中心，但是北京毫无疑问仍然是北方经济中心。北京同时承担了如此多的职能，显得“功能过度”，这带来了很多问题。

第一，这种功能过多带来了北京人口过多、迅速膨胀的问题。北京的“人口爆炸”让人触目惊心。16年来，北京常住总人口每年净增近20万人，流动人口每年净增量则超过20万人，相当于每年增加一座中等城市人口。截至2007年6月底，北京市户籍人口已达到1204万，流动人口总量为510.7万，全市实有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700万，仅次于上海。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交通堵塞严重,被称为“首堵”，北京房价高攀，甚至连2007年年末全国楼市都不太景气的时候仍然是“一片大好”。

人口膨胀引起了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水资源不足，污染严重和古都的文化风貌遭到严重的破坏。首先是水资源不足的问题。北京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在世界各国首都中排名百位之后，近几年每年缺水均在4亿立方米左右。根据《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总报告》，预计2010年北京市需水量将达到53.95亿立方米，其中城市生活用水13.35亿立方米。与多年平均可供水量相比北京市2010年将缺水12.62亿立方米。由于北京长期超采地下水，到2004年为止，已经形成了以朝阳区为中心的约16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并引起地面沉降，道路塌陷等问题。

其次是污染问题。北京曾经被联合国评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12月15日在印尼日惹召开的一个关于城市空气质量的环境会议上发表报告指出，北京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为每立方米142微克，与西安、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和印度首都新德里一起成为了亚洲空气污染问题最严重的大城市，城市空气污染指数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安全水平的4至7倍。11最后,还有对古都北京风貌的毁坏的问题，现在的北京城区比20世纪初的北京大出了好几倍。而随着城市的扩张，老建筑如胡同、四合院等越来越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就曾经为保护北京的老城墙而奔走呼号，但是老北京城墙仍然被拆毁。虽然现在人们花了大价钱来修复了一段城墙供人游览，然而老北京城墙的风貌却永远不能再恢复了。最近10年间，老北京的胡同已经由6000多条锐减到2000多条，但愿北京城墙的悲剧不要再重演。

第二，这种功能高度集中的城市模式使得各地，尤其是沿海纷纷效仿，还加剧了全国城市化布局的不平衡。我国的城市化布局表现在城市化方面，沿海和内地有着巨大的差别。“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为88.7%，其次为北京和天津，分别为84.3%和75.7%;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是贵州和西藏，分别为27.5%和28.2%。”前三位和后两位的平均差距达到了55.05%.2006年我国12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2000亿元的城市中，只有重庆和武汉是在中西部地区。12沿海城市化进程明显高于内地带来的不利因素是很多的，比如东西部差距的拉大，影响国家和谐，这也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很大隐患，沿海地区，尤其是靠近台海的闽浙经济发达地区，一旦发生战事一般都会首当其冲。所以如果我们不早做打算，很可能使改革开放的成果遭受相当重大的损失。

相关观点

北京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长达60年之久。在环境上，北京及周边地区各类资源都已处于匮乏状态，人口急剧增加，沙漠化虽然在近几年有些好转，但顽疾之根尚未剔除。做为首都，在政治上北京做了60年的首都，官僚气息浓厚，各派系错综复杂。在军事上，北京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当初领导人选择建都北京有极大因素是考虑距离苏联这位老大哥的距离，而现在已没有必要;并且朝韩问题始终是及不确定因素，韩国对我国东北地区虎视眈眈，如果朝鲜在韩朝战争中战败，韩国借助美国的力量侵略东北，那么北京就失去了军事上的抵御屏障，这一点完全可以反观历史上明朝败于满清的原因;中国第一军“三十八军”因为守护首都的使命长期驻地北京，不能对东边的台独势力以及东南亚小国形成有效的威慑力。在文化上，北京的历史气息完全被现代化所掩盖，四合院已成为奇景，北京也只有依靠故宫与长城来维护她作为首都的文化尊严。

如果迁都提案被接受，那么新首都应该选择哪里?曾经有关于选择新都的建议，西安、洛阳、郑州、兰州、临沂、开封、南阳都成为新首都的选择之列。

但，如果迁都，那么北京人能够接受么?同时，不管北京人能不能接受，首都是中国人的首都不是北京人的首都。北京已经在各个现代化建设中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西北、中部投资一项民生项目顶多投资几亿，而北京活着周边如果有建设投资动辄便是十几亿、几十亿。这样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被肯定的，只会加深中部或者西部与北京或者周边地区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央文件一批，全国各地立马把资源运往北京，而本地资源也加深了匮乏的程度。

北京依赖首都的程度已经达到了让人哑然的程度。如果迁都，同样有利于北京地区的自主建设和发展，而把更多的资源投入西北或者中部贫困地区。以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平衡。北京的首都地域性让北京人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同上海作为经济之都一样。长期的地域性偏见不会提高素质发展，反而会加剧民族凝聚力越来越松散。

北京这些年占用了国家大量高等教育资源。贫困地区高素质人才本就缺乏，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平衡更加加深了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的恶性循环。经济建设从教育开始，然而我国教育制度的狭隘性却大大阻挠了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贫困地区经济提升不了，法律意识淡薄。

最新进展

2010年12月13日，上海学者沈晗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解决北京集中爆发的城市病，迁都是最好的选择，并提出未来的新首都应选在湖南岳阳或河南信阳。有人将其表述称之为“迁都治堵”，认为不论将首都迁往何处，都会是再造一个“北京城”，对于治堵本身并非治本的良药。12月15日，沈晗耀告诉《郑州晚报》记者，媒体“曲解”了他迁都的本意，他的设想是在中部与西部、南方和北方连接处的枢纽地区建设“新首都”，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拉力”，以此根本改变中国生产力分布失衡的状况。治疗北京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只是迁都后的一个“副作用”。

迁都之说源于1980年，此后将近30年，每一次环境事件都会引发民间对于迁都的猜想。

但，这一切也仅限于民间。

大堵车再次引发“迁都”争论

此次“迁都”的导火索是9月17日北京的“惊天大堵”。

当日，北京一场细雨，长安街东西双向堵车，继而蔓延至143条路段严重堵车，北京市交管局路况实时显示图几乎通盘红色。

当晚，央视《新闻1+1》，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以“令人崩溃”，“惨不忍睹”的字眼来形容，称其可以在北京堵车史上记下一笔。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理事陈宝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北京“首堵”已成常态，不“迁都”已经很难改变城市的路况。

民间关于“迁都”的猜想再次被点燃，直至12月13日，上海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番言论，“迁都”被推向了一个高潮。

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谈论“迁都”话题，他认为要想解决北京近期集中爆发的城市病，迁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沈晗耀说，他所认为的新都选址，不应该是一个已经成型的大中型城市，而是再造一个新城。

与大多数建议者一样，沈晗耀将“新都”的选址定在了中原地区或长江流域，较好的两个迁都地址是：一个是湖南岳阳，一个是河南信阳。“距离武汉二三百公里的地方都是最佳的选择。”

他的理由是，这些地方水资源充沛、交通便利、地势平坦。更重要的理由是，迁都能够带动中西部的发展，有利于经济重心的转移。

但他这个更重要的理由并没有被人们所关注，更多的人只是关注他的“迁都”论，并戏谑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迁都治堵”。

全国多地掀起民间“选都”热

最早提出“迁都”的是学者汪平先生。

1980年初，首都经贸大学教授汪平上书，提出了将首都迁出北京的问题，从此，北京迁都的序幕拉开，呼声不绝于耳。1986年，学者又提出北京面临迁都的威胁，一度引起极大的震动。

2006年，凶猛来袭的沙尘暴将“迁都”的提议推向高潮。

当年3月，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

此后，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网上发出酝酿已久的迁都建议书：“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我们呼吁：把政治首都迁出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并上书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建议分都、迁都和修改宪法。

次年11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认为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梅说，“如果北京继续充当首都，不仅对整个国家发展构成了额外的负担，城市自身也走入了死胡同。”

2008年2月，民间学者秦法展和胡星斗合作撰写了长文《中国迁都动议》，提出“一国三都”构想，即选择佳地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行政首都，而上海作为国家经济首都，北京则只留文化职能，作为文化科技首都。

民间关于“新都”的构想大部分选择是中原地区或者长江流域。最为民间所青睐的是“中原地区”，《中国迁都报告》一书中说，应该把首都迁往河南南阳。

作为民间“迁都”的另一个热门省份，陕西民间从未停止过努力。陕西师大一位副校长曾撰文建议将首都迁到宝鸡。而陕西省社科院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胡义成则认为至少应当将西安设成“陪都”。

民间迁都的构想一度被激发到了最高潮，全国各地也掀起了民间“选都”热。

有人根据人口、城市规模、经济总量等指标，列出了中国迁都地成都、重庆、西安、武汉、汉中等五大候选城市名单，甚至连南边的广州和海口等城市的民众也加入了这场硝烟四起的口水仗。

迁都构想的“本意”

沈晗耀告诉记者，“迁都治堵”并非其本意，原意是“迁都”可以打破目前中国经济的“东强西弱”的格局。

他告诉记者，2007年左右，他们做一个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调查，发现东部地区已经过度就业，过度开发，认为中国经济的重心应该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当时提出了“迁都”的说法，但是仅限于研究领域，并未对外公开。

他说，近些年来，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态势是：地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一个公开数据显示：现在东部地带以占全国13.4%的面积、41.15%的人口，占有超过60%的GDP，而西部则以23.11%的人口、56.9%的面积占有14%的GDP，而且北方和南方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差距近年也有拉大的趋势。

2000年和2004年，中央政府启动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千方百计致力于缩小这种差异，但从自然地理环境、区位、历史惯性、经济基础和体制上看，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赶上东部快速发展的步伐。

沈晗耀说，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另辟蹊径，设想在中部与西部、南方和北方连接处的枢纽地区建设“新都”，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拉力”，以此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生产力分布严重失衡的状况，推动全国范围内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重组，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迁都后，像北京和上海以及东部过度开发的城市，可以实施退楼还林，逐步提高居住者的生活品质。”沈晗耀说。

随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转移，北京将保留一大批专业素质高的人群，形成浓厚的人文气息，使得北京更适合作为中国文化科技的代表性城市。

迁都并非当务之急按照沈晗耀的建议，迁都可以遵循3年规划，6年建设，10年出成效，20年初具规模。

“迁都”建议在民间也并非一边倒，也有诸多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一个比较集中的理由是：“迁都”是一项重大决策，应该慎之又慎，否则影响国家的政治基础，也影响社会稳定。从国家发展和军事战略看，北京背依大山，前控平原、海洋，符合定都的规律，虽然北京现在遇到一些发展难题，但这些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目前北京承载过重的职能，对策应是分散北京的城市功能，而不是简单“迁都”。“迁都”并非当务之急。

一位自称“老北京”的网友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仍然是个物产丰富、水源充沛、交通便捷，人们安居乐业的城市。

北京之所以从一个物产丰富、自然资源富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变成今天资源严重匮乏的“问题城市”，根源在于，首都所承担的功能“五脏俱全”，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还是经济中心，建国初期还是重要的工业基地。

他认为，如果能给首都减负，北京仍然可以继续充任首都，如果首都功能不变，首都就必然成为“首堵”，迁到哪里都不过是让一座美丽的城市变成又一个“北京”。

网络上，关于迁都引发的争议，依旧在热议，甚至已有“热心人士”开始讨论新首都如何命名。

有人说，中国已有北京、南京、东京和西京，唯独没有“中京”，新首都可以定名“中京”。也有人说，可以采用一个能够影响世界、被世界公认的文化名人或思想做名，比如“孔子城”、“墨子城”……

但现实是，自1980年，迁都之说风起，直至今日，每一次环境事件都会引发民间对于迁都的猜想和讨论，不过，也仅仅限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