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是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英语教学与管理专家。担任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洪泰基金联合创始人。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下俞敏洪艰苦奋斗的创业史，相信各位读者会有兴趣。

俞敏洪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1962年10月15日，俞敏洪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的一个小村庄，父亲是一个木匠。高中时候的俞敏洪学习成绩并不好。1978年，他参加了人生的第一次高考却失败而归，英语才得了33分。第二年又考了一次，英语得了55分，依然是名落孙山。高考失利的俞敏洪无奈回到农村喂猪种地。农村平静的生活像一潭死水，没过多久，他就受不了了。当时，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就是他的梦想，而高考在当时是离开农村的唯一出路。尽管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俞敏洪仍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坚持学习。

1979年，县里办了一个外语补习班，俞敏洪挤了进去，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学习外语。住在30人一间的大房子里，俞敏洪的感觉好似进了天堂：到了第二年春节，俞敏洪在班里的成绩已经进入前几名。功夫不负有心人，1980年，俞敏洪参加了第三次高考，一举考进了国家重点学府北京大学西语系。

凭借着扎实的外语功底留校任教

在北大，俞敏洪是全班唯一的农村生。因为当时家里很穷，俞敏洪穿的衣服几乎都打着大补丁。

当时他的体育老师从来不叫我的名字，一直都是：“哎，‘大补丁’，出来做个动作!”因为来自农村，俞敏洪的普通话也不好，蹩脚的发音经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他之前学的典型的“哑巴英语”让他从俞敏洪艰苦奋斗的创业史班调到较差的c班。

这一系列的不适应没有把俞敏洪吓倒。他慢慢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们那时候攀比的是谁读的书多，谁在同学面前发表的观点受重视”，俞敏洪回忆说。普通话不好，他就跟着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学说话;英语不好，他就天天坐在未名湖畔背单词。渐渐地，他的英文水平大幅度提高。

然而，好景不长。大三时，俞敏洪患上了肺结核，无奈之下，他只好休学一年。当他再次返回学校时，人也变得更加瘦削，对未来一片迷茫。幸好，凭借着扎实的外语功底，毕业时，俞敏洪留在了北大，成为一名英语教师。

被迫辞去北京大学英语教师一职

教师的生活很平淡，眼看着昔日的同窗们都纷纷出国深造，俞敏洪也萌生了出国的想法。他刻苦准备，然而命运却跟他开起了玩笑。1988年，俞敏洪托福考了高分，但就在他全力以赴为出国而奋斗时，美国对中国紧缩留学政策。这次的政策调整使得以后的两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赴美留学的梦想在努力了三年半后付诸东流，一起逝去的还有他所有的积蓄。

除此之外，更大的打击还在等待着他。此前，为了凑出国留学的学费，俞敏洪以北大西语系教师的身份去校外兼职教书，还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办托福补习班。当留学的梦想破灭后，为了谋生，他只能继续这样的生活。1990年秋天，俞敏洪办补习班的事情被学校发现了，北京大学在校园广播、有线电视和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高调宣布了对俞敏洪打着学校招牌私自办学的处分决定。对此，俞敏洪没有任何思想准备。1991年，俞敏洪被迫辞去了北京大学英语教师一职，生活愈加艰难，前途似乎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但正是这些折磨使他找到了新的机会。尽管留学失败，俞敏洪却对出国的考试和流程了如指掌，还对培训行业十分熟悉，他决定彻底加入培训行业。

他常常一个人满大街贴招生广告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俞敏洪把他创业的决定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他以自己那种特有的坦承说道：“我的一些朋友挣到了更多的钱，我妻子希望我也能更成功。她觉得，与他们相比，我是个失败者。”为了给妻儿一个殷实的家庭，被北大“踢”出来的俞敏洪必须面对生活的困窘，必须逼迫自己去闯。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文人对商业的事情总是两眼一抹黑，办企业、求生存、图发展，就意味着必须要跟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对于刚从北大象牙塔走出来、社会经验基本为零的俞敏洪来说，这无疑是一堵翻不过的墙。“创业初期对我的最大挑战是，我意识到我不仅仅是一个教书匠了，要与各种职能部门打交道。”这个过程和办学是两码事，曾经让俞敏洪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他经常鼓励自己：“改变原有的价值观，摆脱文人处事酸溜溜的作风，不要对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太敏感。做商人脸皮要厚，因为他要遭受挫折、失败，要被人看不起。”

在创业之初，生源很少，他常常一个人满大街贴招生广告。数九寒天，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经常结成冰。有时他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然后继续把广告贴下去。

不贴广告的时候，他就待在“教室”里。那是位于北京中关村二小的一个10平米、漏风漏雨的违章建筑，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冬天还未刷完小广告就结冰的胶水桶，什么也没有。当时，俞敏洪是每天早上刷上广告，下午，他和妻子就在办公室虔诚守候，盼望着来报名的学生。俞敏洪在办公室守了一个多星期，人来了不少，但都是看看四周，看看报名册，然后又走了，任凭俞敏洪好说歹说，只有三个学生报了名。

到了第二年，俞敏洪招的学员慢慢变多。俞敏洪望着越来越多的学生非常高兴。1993年，他把培训学校的名字改成了“新东方”，这三个字里包含着俞敏洪对未来的希望。

这年的12月，俞敏洪租了北京图书馆(现称国家图书馆)1200人的报告厅搞免费讲座，没想到，一下来了4000人。进不去的学生很愤怒地在门外推搡，还砸破了玻璃，结果把几十个警察全部给招了过来。警察过来后站成一排，学生根本就不买账，把警察推开继续推门。

俞敏洪想亲自出去平息学生们的怨气，警察说你出来学生就把你撕碎了。但他没有听从警察的劝阻，礼堂里面的课程由其他的同事代讲，俞敏洪独自一人走出了大门，他爬上了一个大垃圾桶，望着底下的学生们。

他回忆说：“我的衣服全部脱在礼堂里面，只穿了一件衬衫。我一挥手，我说大家不要闹了，我就是俞敏洪。”这时，所有的学员都安静了下来，俞敏洪在外面讲了一个半小时。他站在一个大垃圾桶上，在凛冽的寒风中像革命志士一样慷慨激昂，讲得自己和学生都热血沸腾……

“本来很多学生都愤怒地看着我，讲着讲着学生就很开心很高兴。有的学生把他们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给我穿。”此后，俞敏洪多次到高校、走到学生身边演讲，他的讲座经常爆满。

经过这样的摸爬滚打，俞敏洪从一介书生成长为能打理方方面面事务的合格“校长”。现如今，新东方分布在全国34个大中型城市。2016年度，新东方共招收100多万名学生，收入逾10亿元人民币(合1.36亿美元)。

要竭尽全力提升农村地区英语师资水平

2016年，“新东方”快要20岁了，俞敏洪在创业之路上也走过了20多个春秋。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他也不忘承担起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

他在今年两会上交的提案中，俞敏洪给出了一组调研数据：我国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下滑，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他解释说：“在我看来，造成农村孩子进入中国一流大学越来越难的‘罪魁祸首’，就是日益加剧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尤其是英语教育资源。”因此，他疾呼，要竭尽全力，大力提升农村地区英语师资水平。

此外，俞敏洪还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社会发展太快，中国社会没有跟上对留守儿童保护的步伐。”俞敏洪说，“留守儿童长大后缺乏对社会的温暖感，必须进行系统性的补救。”他为此提出了改扩建一批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学校建立健全留守儿童档案、设立“留守儿童心理救助中心”、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留守儿童工作组等一系列建议。“为了近5000万留守儿童的未来，国家值得加大投入”，俞敏洪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