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大男子主义”的昆虫 最新一期《自然》杂志报道，瑞典科学家发现，雄性宙斯虫可能是动物王国中最具有“大男子主义”的昆虫。它们不仅从雌虫处获取食物，而且由“妻子”背着走并任意交尾。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动物生态学家约兰·阿恩奎斯特领导的研究小组说，这种最近被发现并命名的小虫在澳大利亚东海岸过着“悠闲”的生活。在交尾期，雄虫骑在体积比它们大一倍的雌性宙斯虫背上，依靠雌虫的分泌物为食。科学家指出，动物界通常是雄性为雌性提供食物，让雌性健康强壮以利繁殖后代。因此，宙斯虫属于罕见的特例。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马克·埃尔加博士推测说，雌性宙斯虫为“丈夫”准备食物并背着它们可能是为了避免被交尾后饥肠辘辘的雄虫吞噬。 如果推测属实，那么科学家为这种小虫起名为“宙斯”就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曾无情地吃掉自己的第一个妻子美蒂斯。

２、鹦鹉自残 不仅仅是人类会患抑郁症，像鹦鹉等鸟类也会出现其中的一种症状——自残行为，将自己身上的羽毛全部拔光。它们患上抑郁症是生活方式改变的结果。 与人类生活在一起后，鹦鹉会将喂养它的主人当做配偶的替身，并与主人建立感情。当主人换作他人或离开时，会出现两种情况：如果身边有其他同类的话，鹦鹉会与配偶一起生活，精神状态的稳定便不会受到影响；但如果没有同类与其相伴，鹦鹉会进入精神紧张的状态，它会停止进食，从自己胸脯的羽毛开始拔起，然后是尾羽，有时它们只留下翅膀上的羽毛。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误认为是由于天气太热，鹦鹉自己正在脱毛。

３、可悲的“彩虹”行动 在世界海战史上，迫于种种困境而将自己的军舰全部沉入海底的历史悲剧屡见不鲜，历史上法国海军有过，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海军也有过，甚至中国抗日战争初期的KM T海军，也曾将自己的舰队自沉于长江口外。但是，在有这种历史悲剧的国家中，要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两次自沉舰艇的德国海军的行动最为典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海军争雄于大西洋的德国“大洋舰队”，曾是一支拥有超级战列舰（排水量４．２万吨）４艘、战列舰４０艘、巡洋舰７艘、驱逐舰和鱼雷艇１４４艘、潜艇２８艘的庞大舰队。这支舰队曾在“日德兰海战”中以损伤２艘战列巡洋舰、４艘巡洋舰和４艘驱逐舰的代价，取得了击沉英国３艘被誉为世界一流的大型战列巡洋舰、３艘巡洋舰和８艘驱逐舰的辉煌战绩。这支“大洋舰队”虽然在战争后期被英国舰队死死地封锁在威廉港内，但元气未伤，实力尚存，仍是一支可观的威慑力量。 １９１８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战败的德国根据停战协定的要求，被迫将那支“大洋舰队”集结到英国的斯卡帕弗洛海军基地，等待正式签署《凡尔赛和约》》之日，向英国海军移交。从６月１８日到２０日，苏格兰的斯卡帕弗洛地区连下大雨。２０日午后，雨渐停止，晴朗的天空中出现了一条十分壮观和美丽的彩虹。然而，与这壮丽的景色形成反差的，是一群垂头丧气的德国海军军官，他们不敢正视战败国这一严酷现实，更不甘心把那些威力强大的军舰移交给曾当过自己手下败将的英国人。这些海军军官云集在舰队司令冯·舍尔海军上将的“弗·德·格罗赛”号旗舰上，正在商量着如何沉掉这支舰队的方法和对策。当最后商量以什么口令作为这次沉船行动的暗语时，冯·舍尔上将正好抬头看见了天空中出现的那道绚丽的彩虹，他忧心忡忡但又不甘心地说：“就叫彩虹吧！大雨过后，彩虹是会出现的。” 次日一早，随着舰队司令一声令下，“彩虹”行动付诸实施。片刻间，一艘艘巨舰沉入海底，整个“大洋舰队”灰飞烟灭，全部葬身于苏格兰的斯卡帕弗洛海域。但是，正如冯·舍尔上将和他的部属们所企望的一样，德国侵略扩张的本性难改，没过几年，德国海军又死灰复燃，磨刀霍霍，趁着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又一次东山再起。 到二战爆发时，德国海军的水面战斗舰艇虽略逊英国海军一筹，但它却建立了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水下潜艇舰队。仅在开战的第一年中，这支潜艇舰队就击沉了盟国各型舰船４７１艘，总吨位达２１８．６万吨。这种疯狂的潜艇“绞杀战”，在战争初期几乎使英伦三岛陷入了绝境。但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德国海军重蹈覆辙，又上演了一次自沉军舰的历史悲剧。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当希特勒的继承人、德国海军元帅卡尔·冯·邓尼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同时，由他一手创建的德国潜艇部队的官兵中，却没有人肯听从他放下武器的命令。这些战争狂人继承了历史上德国旧军人的衣钵，秘密地向全舰队以及还在海洋中活动的２２０艘德国潜艇，下达了执行“彩虹”行动的暗语。就在正式受降的那一天，全部德国潜艇先以上浮形式表示投降，随即一声令下，２２０艘潜艇一齐自沉于深海之中。

４、谁能打进美国“上流社会” 如果从财富的占有量来衡量，现在能被称做上流社会的人大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１％。这１％的美国人拥有全美国财富的４２％；其中最富有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的数目最低的也达２００万美元以上。能进入美国上流社会的人必定是有钱人。但有钱人是否真正能够进入美国的“上流社会”则还要看他的钱是“旧钱”（指经几代经营得来的钱）还是“新钱”（指靠自我奋斗，一下子暴富得来的钱）。如果他手中的钱属于“新钱”，那么他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属于按家庭经济状况划分的“上层阶级”，暂还算不上是“上流社会”的人。 １９世纪初，纽约的上流社会是指以艾斯特家族为核心的“四百人”的小圈子。艾斯特家族早年靠其祖宗约翰·雅各布·艾斯特与中国人从事皮货贸易而迅速致富，经几代人的努力，到了１９世纪初艾斯特家族已经成为纽约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据说，约翰·雅各布·艾斯特的儿媳妇卡洛琳·艾斯特是那个时期纽约社交界皇后，她手中有一张４００人的名单，详细记载着美国社会中名门望族家庭的名士淑女。她每一次举办舞会，都是按这张名单抽取参加者，绝无例外。以后，在美式英语中，“四百人”特指上流社会的小圈子。 上流社会对于“新贵”的排斥，甚至连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都不放过。相传波士顿的一位旧贵族对于肯尼迪家族的发迹史一直耿耿于怀，即使在肯尼迪当上美国总统后，也不忘咒骂肯尼迪家族是“在街上游浪的、的爱尔兰人”，并拒绝与肯尼迪家族交往。当然，在美国，最终决定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还是“经济实力”。 在美国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开始建立起来。在私校中，出自同一家庭背景的学生以及他们共同接受的教育已经让他们结下了“神圣同盟”。美国的“社会精英”有三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一个人能否成为“社会精英”可以与家庭背景有关系，但更多的还是靠自我奋斗以及接受完美的教育而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有人曾经考察美国的《社会名人录》，发现美国大公司的董事多数出自上流社会；而美国的政治家、高级军事将领、宗教领导人则更多地出自中产阶级家庭，这些人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或接受完美的教育而成为“社会精英”的。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美国政府的决策集团以及中央情报局、司法部门，大多从社会的上层阶级中吸收高级决策人员。许多上流社会的家庭成员还直接参与政治竞选，如肯尼迪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 对于一般人而言，１００２１只是美国某一个地区的邮政编码。然而，对于美国人口学家来说，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编码代表着美国最富裕的社区：位于纽约市的、介于第五大道和东河之间的、从东６１街到东８０街的这片区域。这一地段的核心区则是有着“贵族区”之称的社会名流王国。这里盘踞着拥有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机构团体、最时髦的私人俱乐部、最好的私立学校。 居住在纽约市第五大道和公园大道附近的一些名门望族至今仍然保留每年举行冬、夏两季社交聚会的传统。现在，这类社交聚会的性质已经从早年的“社交阶梯”变成一种家族公共关系的联络方式。

５、老外的文哥奇遇 加拿大人保罗最近披露的自己文哥期间在中国南京的经历，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别有一番滋味 险些成了洋“反革命” 一天早晨，我和同伴到新街口附近的一条小巷散步。居民大院门外的树阴下，几位老人正在闲聊和下象棋。小巷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风情，对我来说相当新鲜，于是我举起照相机拍了几张照片。几位老人见我拍照，突然一拥而上夺下了我的相机。他们情绪愤怒地斥责我“居心叵测地拍摄中国的阴暗面”。在一群人的押解下，我和同伴被带到了派出所。值班警察拿过我的相机摆弄了一会儿后问我们是哪国人。我答“加拿大”。“是什么国家？在哪里？”我答：“在北美。”警察惊叫道：“你是个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吓得直哆嗦，急忙解释：“我不是美帝国主义，我是加拿大人。你知道白求恩大夫吗？他就是加拿大人。”警察一听到“白求恩”，态度立即缓和了。“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吗？”

我说：“我不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只是他的同胞。”他又感兴趣地追问：“那你是不是像白求恩一样，受外国共产党的派遣来支援中国革命的？”我只好又一次否认。于是警察态度严肃地指责我说：“首先你没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就随便拍摄，这是犯罪行为。第二，你不去拍我们壮丽的大好河山，不去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新风貌，不去拍我们人民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冲天干劲，却偏偏钻进中国落后的小巷内，故意拍摄我们的阴暗面，你这是妄图别有用心地诬蔑我国。” 我建议警察给我们下榻的饭店打电话，外交部的陪同官员会向他解释。到了午餐时分，外交部官员终于赶来将我们营救了出去，此时我俩已被扣押了一个上午。临出门前警察说：“你要接受教训，以后应该多拍摄社会主义光明的一面。这次看在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人面子上放了你们。” 谁说大锅饭不好吃 在上海虹桥人民公社，我们有机会与当地社员一道在集体大食堂吃“大锅饭”。食物丰盛得应有尽有，肉、鱼、鸡、蛋，蔬菜、豆腐、汤、水果，引得代表团成员们皆羡慕中国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天天如过节般的富裕生活。根本不像那些游水逃到香港的大陆难民所形容的，所谓中国农村饥荒遍野的惨状。 我们也被领到城市里的食品店、百货店随意看看，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丰富多彩。 我们还曾到上海宝钢及一间纺织厂参观。在中国参观程序都一样，进门后先由厂领导介绍工厂的历史及解放后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再就是当前文哥日新月异的风貌。我们对一些技术情况及产量感兴趣，厂方每每爽快地对答如流，特别是产量的吨数，我仍记得那是个可怕的天文数字，因数字过于巨大以至于我根本无法记住，而且这个数字每年还会“超过历史水平”。当然参观工厂时我也发现他们的设备非常陈旧，我见到一台机器上标着１９２９年制造的字样。但我什么也没说。

每次参观完毕后，我们都被邀请与厂领导一起吃顿好饭。这每每引发起西方人对中国人工作午餐高质量的赞叹。因在西方，宾客若参观当地的公司、工厂、学校等任何机构，都会被邀请到该机构的餐厅吃顿普通的工作餐，绝不会特别为来访的客人开小灶。我们误以为我们每到一处所享受的“工作餐”，就是通常中国老百姓天天吃的“工作餐”。当然无论如何没想到，我们每天在中国的见闻都是被刻意安排出来的，待我知晓真相时已是文哥结束几年后的事情了。 中华医学真神奇 卫生部官员介绍新中国的医疗卫生成就时，我们得知中国人享受公费医疗。

我们参观了神奇的针刺麻醉手术。一位浑身插满中医针头的妇女躺在手术台上，非常神奇的是，她虽然被麻醉了但神志仍然清醒，还可以与医生交谈。医生从她的肚子内取出来一块大肿瘤。手术完毕后，那妇女即刻自己走下手术台，并走出了手术室。中国针灸魔术看得我们叹为观止。但当那位病妇迈进旁边的一个房间时，我瞥见她正摇摇欲倾，两位护士跑过去一左一右地扶住了她。 高唱颂歌收奇效 我们还参观了上海展览馆，当时正在展出中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制造的机械设备。事隔３１年后，我又去了上海展览馆，那天正红红火火地举办上海房地产售楼会。当时在中国期间，我们白天到处“随便走走”，晚上被安排观赏文娱演出。看过现代京剧《沙家浜》、芭蕾舞剧《白毛女》。与中方文艺工作者联欢时学会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每当我们高歌这首文哥时期的领袖颂歌时，次次都取得轰动效果，在场的中国人皆掌声雷动地加入到合唱中来，每个中国人的表情既神圣又慷慨激昂。我们也教会了中国人唱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参观北京的一所中学时，校方赠送了我一个红卫兵袖章，至今这件历史文物仍摆放在我家的客厅里。

６、几人同拉一把小提琴 1931年9月，《真理报》刊出高尔基的一篇文章，他号召作家们为俄国各大工厂写厂史。紧接着，便有了具体的计划，要出版一套《工厂史》丛书。以高尔基的声望，很快吸引了许多作家参加这项工作，并且决定组成几个突击队集体写作这套丛书。 作家康·帕乌斯托斯基也被召集来了，但他拒绝参加突击队的工作：“我认为，就像不可能由两个人或三个人同拉一把小提琴一样，几个人合写一本书也是不可能的。”高尔基听罢，回答说：“年轻人，人家会责备你自命不凡的。”好在高尔基是宽容并深知文学创作规律的。他接受了帕乌斯托斯基的选择。 后来，帕乌斯托斯基完成了小说《夏尔·隆塞维利的命运》，是他文学创作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之一。如果他参加突击队，几个人或更多的人在一起讨论写作，结果会怎样？能写出什么样水平的作品，实在难说。 几个人同拉一把小提琴是荒唐的，但在文化学术领域却时有类似的事情。

７、日本家长不送孩子上学 在日本，学校门口上学放学时见不到一个学生家长，只有学生们三五成群地背着书包在人行道上行走。日本的家长为何不接送孩子呢？ 日本小学按照人口密度合理进行划分，基本上是每1万居民就设置一所小学。本区域住户的孩子都要到这个小学上学，以保证学生们步行15至20分钟就可到达学校。因为是就近上学，小学生们每天都是徒步往返。 在日本，无论小学还是中学，都没有中国国内那种重点和非重点之分，也很少有为了让孩子上重点学校而交钱跨区上的。 在日本，家长不开车或者骑车接送孩子上下学。一位小学校长解释说：“因为这样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吃苦和自立能力。更重要的是，如果家长都开车接送孩子的话，学校周围的车流量就会加大，导致交通拥堵。这样非但不会比学生自己步行上学快，还有可能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隐患。”

８、历史记忆的差别 法国一位名叫切尔西的女记者走访了在二战中遭受浩劫的一些城市。她对日本的广岛和中国的南京两个灾难深重的城市记录得比较详细，现摘抄一些： 广岛：被原子弹轰炸的残骸都保存完好； 南京：难以找到当年屠城遗址。 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36万人以上，纪念馆“哭墙”上只刻有3000个死者的名字； 广岛：2001年8月6日，公布原子弹受害者221893人，精确到个位。 广岛：每年8月6日，举行悼念大会，8月15日，钟声汽笛鸣响，工厂、学校、机关停止一切工作，全城哀悼；南京大屠杀纪念大会从1985年才开始，1997年才有了拉响防空警报和车船汽笛的做法，除了悼念大会会场，鲜见肃立默哀场面。 南京：参加纪念大会人数2000左右，最多不到1万人，占全市人口1/2800或1/500；广岛：参加纪念大会的有5万多人，占全市人口1/21…… 两个民族对历史的记忆，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９、争抢一片云 据《大河报》7月12日报道，从7月9日晚8时至翌日下午5时，河南漯河、平顶山、驻马店、许昌、周口5市竞相实施人工增雨。肆虐的干旱彻底消除。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此次人工降雨量最多的是平顶山和许昌两市，市区均超过100毫米；周口市区最少，仅为27毫米。据了解，人工增雨的5市，借助的同是一块自西南向东北飘移的云块，该云块最后到达周口市时，由于一路“降雨”消耗了不少储量，加上4市在途中大面积截留，尽管到达周口上空时遭到了“暴打”，但只挤出几点“毛毛雨”。 11日下午，周口市一位气象专业人士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对某市过多截留云雨怨气很大：“那儿都暴雨成灾了，还在狂轰滥炸，这还有个规矩没有？”在本次人工增雨中，5市为抢夺云水资源，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仅漯河市，就耗资了20多万元。 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大气资源的掌控和驾驭能力提高很快。但如何利用开发大气资源？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相应规定。如何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和调控大气资源，克服人工增雨的片面功利行为，应是一项亟待研讨、解决的重要议题。

１０、孙中山禁称万岁 孙中山在民国成立之初，曾乘军舰往福建视察。舰泊马尾，都督孙道仁前来迎接，请孙先生换乘甲板船登岸。这时孙中山发现，聚集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大都悬挂纸旗和布条，称他“万岁”。孙中山不悦，对孙道仁说：“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否则决不登岸。孙道仁慌忙传达，所有小船也赶紧照办了。孙中山这才欣然换船上岸。 可惜历史有惰性。封建思想并不容易一了百了。封建思想有如病菌，“灭菌”之路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