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案，“无兵造反”案

汉代韩信之死，最令人同情。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对阵，常吃败仗，刘邦可说是“常败将军”。高祖二年，刘邦率五十余万人伐楚，至彭城。项羽率三万精兵击汉军，大破之，汉兵死者十余万人。刘邦带着数十人仓皇逃遁，一路上几次要将女儿推下车。这一仗，刘邦的父亲和皇后也被项羽捉去。高祖三年，刘邦被项羽包围在荥阳，弹尽粮绝，将军纪信假扮高祖模样诈降，刘邦率数十骑狼狈而逃。刘邦收兵守成皋，又被项羽包围，复遁，逃入韩信军中，收韩信之军。高祖四年，刘邦在广武被项羽伏弩射中胸部，假意摸着脚说，射中我指头了。逢羽必败，我断定刘邦患有严重的“恐羽症”。多亏有韩信在。汉军出陈仓，就是“用韩信之计”。以后井陉之战，充分显示了韩信的谋略和军事指挥天才。收赵定齐，韩信立了大功。杀死龙且，斩断项羽臂膀。刘邦几次大败，末了从韩信那里收精兵，方能再战。

高祖五年，楚汉决战垓下。开始韩信、彭越不到，刘邦大败，“深堑而守之”。后来用了张良的妙计，愿与韩信、彭越“共天下”，把两人哄了来。垓下之战，据《史记》记载，“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整个战役，全由韩信指挥。垓下之战实乃韩信之战。呼风唤雨，波澜壮阔，四面楚歌，英姿飒爽的韩将军与拔山盖世的楚霸王在垓下谱写了一篇壮丽凄绝的英雄史诗。

刚刚葬了项羽，刘邦就“驰入齐王壁，夺其军。”突如其来，夺了韩信的兵权。好一个“共天下”，原是如此。司马迁在写韩信传的时候，用了很大一段文字描写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楚、汉相争三年，在京、索之间相持不下，兵疲民困，刘邦与项羽双方都无力“息天下之祸”。唯有韩信接连打胜仗，兵强马壮，且“据强齐，从燕、赵”，正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这一段文字，十分精彩，恰似诸葛亮《隆中对》的最早版本。这一段文字以后又被司马光引用。何以司马迁要用大段文字记这件事?我猜太史公对韩信暗存同情之心。

蒯通又引了“兔死狗烹”，文种被害的故事告诫韩信，但韩信深信刘邦，执迷不悟。结果韩信没有逃脱“兔死狗烹”的结局。 都说韩信是死於吕后和萧何之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猜忌—削权—杀头，往往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韩信功高，有奇谋，善用兵，刘邦岂能容他。韩信之后，彭越、琼布也为刘邦所害。聪明的张良，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祸。

谋杀韩信，刘邦不在现场，但他可以用嘱言或锦囊的方式，把这件事做的巧妙一些。在许多罪案中，主谋不亲自出面是常有的事。说韩信谋反，不但奇怪，也不合逻辑。作齐王时，实力强大，蒯通一劝再劝，坚决不反;当了楚王，仍有一定实力，也不反;只待一个兵都没有的时候才反。无兵造反，自取灭亡，韩信莫非有病?况且，韩信与陈豨的对话，应是两个人之间的密谋，泄漏出去，定有杀身之祸，却纪录于史书之中，而且绘声绘色，那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

第二案，“莫须有”案

岳飞这个名字，在国人心目中是爱国者的别名。现在有人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引了外国权威的话为证，大谈“民族”一词的含义。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深深植根於亿万人民的心中，像参天大树，要想撼动他，决非易事。岳飞的故事因该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乃是天经地义。岂止是杀害了一个岳飞，那些昏君、暴君制造了多少劫难。关于岳飞，还有一个有趣的争论：岳飞究竟是谁害死的?

在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庙里，早些年，人们经过秦桧像时，都要啐上一口。传说秦的后人觉得很没有面子，便把秦的铁像悄悄投到西湖里。哪知整个湖水发出恶臭，人们循臭味找到秦桧像，把他重新安置在岳飞墓前。世人皆知，是秦桧害死了岳飞。

但文徵明就有不同认识。他在一首《满江红》中说，“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说的是高宗，只怕收复中原后，徽钦二宗回来，自己的皇帝做不成了。正是高宗这种卑鄙污浊的心理最终害死了岳飞。所以，跪在岳飞墓前的，应当是高宗和岳飞。只是让高宗去跪岳飞，皇帝去跪臣子，不合规矩。中国人最讲究规矩，圣人曰:“君君、臣臣”，上下有序。

(岳飞《满江红》)

怒发(髪)冲冠，凭栏(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第三案，“谋逆”案

明朝的太监，时常在朝廷中作祟，把军国大事搅得一塌糊涂。英宗时闹出“土木之变”。蒙古人犯大同，太监王振鼓动英宗亲征。兵部侍郎于谦力谏，不听。第二天就出发，“事出仓卒，举朝震骇”。五十万大军未至大同，粮草不继，饿死者不计其数。进至大同，无法作战，只得回师。王振是河北蔚州人，挟持英宗朝蔚州去，走了不远，又恐大军踏坏自己庄稼，改道向东去。到了土木堡，距怀来城已不远，大军欲入保怀来城，被王振所阻，因王振私人辎重千余辆未至。蒙军追及，英宗被俘，王振被杀。

一个浑王，昏聩如此;一个佞臣，跋扈如此。国家大事，如何不坏?“土木之变”，“劲甲精骑”死伤数十万，北京城只剩数万疲卒。人心惊恐，军无斗志，一帮投降派大臣惊慌失措，主张放弃北京南迁。危难之际，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严厉斥责投降派，坚决主张抗战，在乱作一团的朝廷上力主诛杀王振余党马顺。一面调集各路军马，部署北京保卫战，军民抗战情绪空前高涨。蒙军围城，激战五天，终被击退。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赖于谦之力，力挽狂澜。此后，于谦等拥立朱祁钰为代宗皇帝，君臣一心，革除弊政，建立新军，加强边防，国力稍振，敌寇不敢入侵。世事无常，祸生不测。本是大好局面，突然急转直下。景泰八年，发生了“夺门之变”。